魏晋十六国时期，渊源于中原地区的汉魏文化传统在敦煌地区得到充实和延续。这既得益于两汉政府的大力开发，又源于敦煌地区远离中原战乱，吸引了大量中州避难流民，也与前凉张氏父子的苦心经营、社会环境的安定、经济的繁荣有关。20世纪40年代以来，魏晋十六国墓葬的不断发现，丰富了这一时期敦煌地区的物质文化研究资料，推动了敦煌与丝绸之路发展史、文化交流史、美术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考古工作蓬勃发展

　　20世纪40年代，敦煌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考古工作就已经开始。1949年后，随着基本建设增多，这一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敦煌魏晋十六国墓葬考古新发现不断。敦煌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考古遗存享誉国内，仅墓群就有山水沟墓群、孟家桥西墓群、五墩墓群、颜家庙墓群、李家墩墓群、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祁家湾墓群等。其中，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和祁家湾墓群规模较大，历经数次发掘。

　　20世纪40年代至今，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先后进行了10余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1400余座，以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为主体。墓葬形制以带长斜坡墓道洞室墓为主，其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及组合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与中原传统文化一致。祁家湾墓群经1985年和2013年两次发掘，共发掘墓葬200余座，其墓葬形制和文化面貌近似于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但墓葬等级较低。

　　第二，基础资料整理与刊布取得可喜成果。20世纪50—80年代，随着敦煌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的大量发现，考古发掘简报陆续整理并发表，代表性的有《敦煌考古漫记》《敦煌晋墓》《敦煌佛爷庙湾五凉时期墓葬发掘简报》《敦煌新店台、佛爷庙湾晋至唐墓》《记敦煌发现的西晋十六国墓葬》等。20世纪90年代，《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两部具有代表性的大型考古报告相继出版。《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集中公布了祁家湾墓群的117座墓葬，为敦煌地区该时段墓葬的分期断代研究提供了标尺；《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对1995年敦煌佛爷庙湾发掘的5座画像砖墓和1987年配合敦煌机场维修工程的发掘中发现的1座画像砖墓的详细资料进行公布。2021年，《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2015年度发掘报告》出版，全面公布了2015年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发掘的180座墓葬的基础资料，充分利用文字、线图和数据，全面、系统、客观地公布墓葬、出土器物等相关信息。该报告还附有体质人类学报告、出土金属器检测报告、动植物遗存检测报告及墓葬、器物附表，为后期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第三，区域性综合研究成果丰富。此类研究通常是将敦煌魏晋十六国墓葬纳入河西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的范围之内，在较大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对墓葬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研究》等。

　　第四，壁画题材及风格备受关注。西晋时期的画像砖题材与历代绘画题材一脉相承，内容多为各种神灵和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具有佛教文化因素的动植物及生产生活的画面，蕴含丰富文化内涵，反映出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其绘画题材和艺术风格与敦煌石窟艺术存在密切的地缘关系和历史渊源，是探求莫高窟艺术起源和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宝贵资料，具有重要的艺术研究价值。对此，郑岩、郭永利、孙彦、殷光明等学者均有论述。

　　第五，墓葬文献研究成果突出。敦煌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文献主要为镇墓文，即镇墓瓶上的朱书或墨书，被赋予隔绝生死，使生人免于注仵的功用。吴浩军、刘昭瑞、黄景春、贾小军、储晓军、日本学者关尾史郎等对敦煌出土镇墓文进行了整理，并结合历史文献进行文字校释，考察河西历史地理、丧葬风俗、民间信仰以及语言文字、书法、文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以探讨其文献和历史价值。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对镇墓瓶的形制和流变做了专门研究。

　　最新成果反映敦煌社会状况

　　2015年，为配合敦煌机场扩建工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清理墓葬180座，随后展开资料整理和多学科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第一，随葬品揭示了敦煌当地的宗教信仰。随葬斗瓶是敦煌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特有的一种丧葬习俗，其上多有朱书或墨书镇墓文书。此次发掘中，该墓群出土有镇墓文的斗瓶67件。纪年斗瓶中最早的为曹魏齐王曹芳正始七年（246），最晚的为后凉吕隆咸宁四年（402）。书于斗瓶上的镇墓文，是重要的道教文献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教文化对丧葬习俗的影响，也是道教世俗化的一种表现，对研究敦煌早期道教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经研究，曹魏至西晋早期镇墓文的解注用语仍带有浓厚的中原东汉镇墓文遗风，是汉末魏晋时期道教西传进入敦煌地区的反映，而发展至西晋晚期，具有敦煌本地特色的镇墓文模式逐渐形成。

　　第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反映出敦煌地区社会状况。经鉴定，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40.97岁，其中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40.48岁，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45岁。以墓主人死亡年龄为视角，比较河西走廊中部张掖黑水国汉代墓葬，经鉴定，黑水国墓葬人口全组平均寿命为30.3岁，其中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33.8岁，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29.1岁。无论从男性还是从女性平均预期寿命来看，黑水国汉代墓葬都远低于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男、女平均预期寿命。这可能是因为黑水国作为汉代河西地区重要的屯戍区，移民戍卒的服役年龄一般在23—30多岁，同时因自然条件恶劣，加之战事频繁，大量戍卒在服役期间意外死亡而进行就地安葬，这才造成整个墓地人群年龄偏年轻化现象。到魏晋十六国时期，经两汉政府的大力开发，敦煌地区又远离中原战乱，后经前凉张氏父子的苦心经营，社会环境安定，人口损耗较轻。

　　第三，墓群出土了目前河西走廊地区最早的黄铜制品。通过对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出土铜器检测发现，合金元素主要以铜锡铅为主，其中三件铜器是以铜锌为主要元素的黄铜。这三件黄铜器是河西走廊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黄铜制品，可能采用了闪锌矿为原料，使用了渗合工艺。2世纪和3世纪，罗马帝国的黄铜冶炼技术传播到两河流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冶炼出的黄铜可能流通到中国，这三件黄铜制品也是实物证据之一。该墓地其他铜器都未检测出锌，黄铜在检测的器物中占比较少，说明黄铜还未大规模使用。这说明至迟到曹魏时期，河西走廊地区已经出现了黄铜制品。这三件黄铜制品的发现，对于研究黄铜技术的传播和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墓群反映出人群构成和文化交流。通过分析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34个个体的Y染色体和完整的线粒体基因组，得出以下结论。（1）主成分分析揭示该墓群人群在父系上与藏缅人群聚集在一起，在母系上与蒙古语系人群关系较近；（2）个体水平上的谱系比较表明该墓群人群主要由藏缅人群和汉族人群的相关支系构成，同时也包含部分阿尔泰语系的北部欧亚支系和少量的东亚南部支系，该墓群人群线粒体基因池由东亚北部、东亚南部和欧亚大陆西部支系构成；（3）与古代其他人群相比，该墓群人群的基因多样性相当高，表明其人群混合历史非常复杂。以上研究说明，尽管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和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有相似之处，但是其人群遗传结构和饮食结构与汉族人明显不同。这与这一时期河西走廊政权更迭频繁，各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治力量成为河西走廊历史的主导因素这一历史背景相符。

　　研究仍须走向深入

　　敦煌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考古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是在新时代考古工作的要求下，我们还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继续做好基础资料的整理工作。相比于目前已经发掘的敦煌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数量而言，已公布的材料略显不足。对基础资料的整理与公布是进一步研究敦煌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和历史的基础工作，下一步应该加大基础资料整理工作力度。

　　此外，基础资料整理的理念应有所改变和创新。以往的考古报告和简报多以分类举例的形式对少数墓葬材料进行详述，对多数墓葬的基本材料叙述过于简略，过分强调墓葬间的共性，忽视了墓葬个体的差别，给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对基础资料进行全面、详细的公布将会更利于学界研究。

　　第二，将研究工作引向深入。目前，学界对敦煌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的研究重点仍局限于对壁画墓以及结合出土镇墓文对早期道教、巫术的研究，相比之下对平民墓葬的基础性研究相对薄弱。从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墓葬属平民墓，因而对其深入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

　　第三，持续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工作。除传统考古研究外，借助科技手段，广泛开展三维建模、碳十四测年、人骨DNA分析、病理学研究、动植物考古、金相分析、同位素分析、各类器物成分分析、容器残留物分析等检测鉴定，全面、翔实地记录和提取相关信息。此外，将墓葬考古研究与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相融合，有利于我们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开展相关研究，多学科交叉研究将是未来敦煌魏晋十六国墓葬研究的大势所趋。

　　（作者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