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以下简称《伦理学》，廖申白译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以下只注页码）的末卷末节（第十卷第九节），也就是《伦理学》全书的结尾，讲到了“立法学”。这一小节既是第十卷的总结，也是《伦理学》全书的总结。第十卷主要讲两个问题：快乐和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快乐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真正的幸福。所以，立法限制快乐，是帮助人们获得真正幸福的最重要手段。
另外，《伦理学》全书一开始就讲，伦理学研究的是善，“为一个人获得这种善诚然可喜，为一个城邦获得这种善则更高尚、更神圣”（页6）。城邦之善，就是最高的善或者至善。“政治学制定着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法律”（页6），它的目的包含了伦理学的目的，所以伦理学对善的研究才可以说是政治学的序篇。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末卷末节再次回到政治学问题，以呼应《伦理学》一开始所讲的问题，即一整部《伦理学》实际上只是政治学研究的开端。现在，他要开始研究至善这个最重大的问题了，研究这个最重大问题的学问，叫作政治学，而政治学的研究，主要就是研究立法，“立法学”于是凸显出来。
亚里士多德说，之所以需要立法这种学问，是因为仅仅“沉思”和“知道”什么是德性、幸福、快乐等等还不够，还不算“完成”和“实现”，必须要去“实践沉思所得的和所知的东西”，这样人们“才能以某种方式成为好人”（页312）。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学》只是完成了关于德性和幸福的“认识”，仍然属于理论思考。要把认识变成实践，必须要研究进一步的实现“手段”，这手段最重要的就是立法。亚里士多德细讲这一点说，《伦理学》的研究是在“讲授”德性、幸福、快乐等等。“讲授”对于实现来说是必要的，但仅仅“逻各斯”（言语讲授）还不行，因为肯听这种讲授的只是“那些生性道德卓越、热爱正确行为的青年”（页312）。大多数人自己并没有能力去追求善德和高尚之事，因为“多数人都只知道恐惧而不顾及荣誉，他们不去做坏事不是出于羞耻，而是因为惧怕惩罚”（页312）。基于这种认识，亚里士多德才说，讲授性的劝导对多数人来说都是无用的，必须通过立法设立惩罚以强制他们去过一种节制的、忍耐的生活，也就是合于德性的生活。
柏拉图在《法义》中也曾数度强调立法的唯一目标就是美德——其核心就是理智、节制、正义、勇敢四枢德。“我们说过，我们法律相关的一切应始终着眼于一样的东西，我们想必同意，可以非常正确地说，那就是德性”（963a）。所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立法，其目的与其师一脉相承。
之所以要通过立法来养成美德，是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合于美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在《伦理学》第一卷中讲“善”时，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共有三种生活，即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以及沉思的生活。多数人想过的、实际上追求的，都是第一种生活。“多数人或一般人是把快乐等同于善或者幸福的”，“所以他们喜欢过享乐的生活”（页11）。想过第二种生活即政治生活的人是想通过政治生活获得荣誉，这种人似乎只是少数，他们肯听从智慧者的教导，寻求从有智慧的人那里得到荣誉。这样的人认为荣誉就是幸福，就像第一种人认为享乐就是幸福一样。在欲过政治生活以寻求荣誉的人那里，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他们最想的其实是因德性而获得荣誉，故而从实质上说，过政治生活者追求的其实是“德性”（页12）。“合于德性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但是，由于政治人所追求的“合于德性”之德性，还不是最高的德性，因而他们的生活仍不是最幸福的生活或者具有完满幸福的生活。只有第三种生活即沉思的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而能过这种沉思生活者少之又少。“这是一种比人的生活更好的生活”，接近于神的生活，人凭着他自身当中神性的东西，才能过这种生活。
在这三种生活方式中，沉思者的生活是合于最高德性的生活，尽管沉思中也有快乐，但这种快乐绝不会让人堕落。在此意义上，沉思生活理念并非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要旨，因为毕竟只有极少数人能过这种生活；尤其是，能过这种生活的人恰恰不需要法律的强制，因为他们能以理智控制感情，而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只随一己感情倾向追求快乐。政治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际上是想通过德性而获得荣誉，因此这种生活至少也会摆脱“卑贱的快乐”。
这两种人其实都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立法所要强制、引导的对象，相反，他们可能还是潜在的立法者。故而，作为政治学核心的立法活动，针对的是大多数人。对大多数人来说，“合于德性的行为”都不是通过自省自制产生的，它恰恰是要通过强制、教育才能实现的。立法技艺跟医疗技艺一样，都有治疗的功能——治疗不可能让人在快乐中实现，经受痛苦往往才有疗效。
而这个大多数人，就是那些欲度享乐生活的人，他们才是立法指向的对象。因为享乐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其实是一种“动物式的生活”，绝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或善的生活。快乐并非幸福，也不是善，幸福和善里包含了快乐，但“并非所有的快乐都值得欲求”。有些快乐是“卑贱的快乐”，“只是对那些堕落的人才是快乐”（页302）。当多数人都因追求快乐而心目浑浊，不知道什么是合于德性的美好生活时，就必须立法以使他们因惧怕惩罚而趋向德性，追求高尚和美好的生活。“坏人总是追求快乐，应当用痛苦来惩罚，就像给牲畜加上重负一样”。
现代法哲学家边沁志在成为法学界的马丁·路德，而在立法思想中搞一场颠覆性的革命。他的《立法理论》一书直接就从沉思快乐和痛苦开始，他比以前的一切思想家们都更加细致精确地沉思了快乐和痛苦、美德和邪恶。但是，边沁的沉思方向却与亚里士多德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边沁在《立法理论》中说，“我们既不需要请教柏拉图，也不需要咨询亚里士多德。痛苦和快乐就是每一个人——农夫和王子，文盲和哲人——感觉到的痛苦和快乐”。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还承认某些高尚的快乐，边沁在这里则直接就把所有种类的快乐拉平了——快乐不再有高下之分。“一个信奉功利原则的人之所以尊美德为一种善，只是基于美德所带来的快乐……”；“如果一个功利原则的拥护者看到，在美德的总目录中，有这样一个行为，它产生的更多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那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这所谓的美德称为恶的”。善即快乐，恶即痛苦，不再有任何限制条件。立法者的任务、立法的目的，不是节制快乐以养成美德，恰恰相反，边沁认为应当是促进各种各样的快乐，把各种各样的快乐发扬光大，因为快乐本身就是美德。在边沁看来，让人们、让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数量的快乐，应是立法的根本目的所在。美好生活的观念让边沁彻底颠覆了——快乐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德性之所以善，是因为它能够带来快乐，而不是因为如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能够让人像神一样生活。
现代西方民主式立法基本遵从边沁的教导，以快乐为目的，而且是以最大多数人最大数量的快乐为目的。在立法上，民众的意愿（will）和激情（passions）成了理性（reason）和明智（prudence），理智不再限制激情，理智为激情服务——这就是边沁这样的现代人通过立法想要追求、保障的“最美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孜孜矻矻以伦理学为政治学奠基，以政治学完善伦理学，以立法学连接伦理学和政治学，后世人亦多从之。不想世事难料，大哲以立法规制快乐、养育民众德性的美好愿望，两千多年后，竟至伊壁鸠鲁的后人边沁而烟消云散。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