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程序分化为基础的民事程序改革，是法治先进国家程序法共通的发展趋势与改革热点。其改革目标主要指向两个方面，在效率维度上，通过程序分化形成“繁简分流、轻重分流、快慢分道”，从而提升纠纷解决的整体效能；在公正的维度上，通过程序分化在诉讼程序内部形成普通程序的简化版本，在诉讼程序外部发展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从而满足社会大众在日常性纠纷中“接近正义”的司法需求。
比较法上的民事程序分化
此种民事程序改革的出发点在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经由法的纠纷解决”以及当事人两造对立、法官居中裁判的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并不是万能的，有其制度性的内在限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西方意义上的法的纠纷解决，是通过预先制定的法规范对原生纠纷进行裁剪和过滤，是通过法律知识网过滤之后的纠纷解决。虽可实现纠纷解决的简化和统一，但也抹杀了原生纠纷的特性，进而可能丧失个案处理的妥当性和当事人的认同感，难以实现“案结事了”。另一方面，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具有高度格式化、高度技术化的特征，使得一般民众难以真正理解和进入，进而产生社会一般公众“接近司法”“接近正义”的难题。
上述问题是当今各国民事诉讼程序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在比较法上存在两种解决路径：大陆法系国家以普通程序为样本，以诉讼标的额为划分管辖的核心指标在诉讼程序上“做减法”，分化出简易程序、小额程序等“简化版”普通程序。英美法系国家则跳出普通程序的束缚，构造了相对独立的少额诉讼程序（small claims procedure），其非技术性、非形式性的特征更有助于回应一般民众解决日常生活纠纷的需要。二者无优劣之分，都是结合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事诉讼现状做出的合理选择。具体而言，裁判主体的专业性、诉讼制度的整体性，决定了德日等国更倾向于通过给标准程序减配的方式回应上述难题；而裁判主体的多元性、诉讼制度的非规整性、陪审制度的特殊性和证据制度的高度技术化，决定了英美法国家更倾向于构建与普通程序相对“隔绝”的少额程序。
我国民事程序法改革的特征
回归我国现实语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背景下，我国法院坚持和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既要承担与域外法院相近的裁判职能，也要承担超越消极居中裁判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职能，因此我国的民事程序法改革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在“以人民为中心”司法理念的指引下，如何回应人民群众对于“接近司法”的迫切需求是民事程序法改革的重中之重。人民群众具有多元、多层次的纠纷解决需求，因此不仅要促进权利保障的完备和完善，也要降低门槛、减少成本以实现权利保障的便利。为此，201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开展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202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和《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为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提供规则上的指导。以试点改革为基础的《民事诉讼法》修订也以民事程序分化和繁简分流为着力点，将小额诉讼程序的完善作为重要内容。
其次，无论是从由职业法官专司审判来看，还是从诉讼制度的整体性来看，我国的司法特征都更接近于大陆法系国家，而非英美法系国家。因而，在民事程序的分化上，我国目前的改革路径更倾向于在普通程序基础之上做“减法”的操作——以普通程序为样本建构简易程序，再经由简易程序的进一步简化构建小额程序。这也是《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将小额程序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并列为独立的诉讼程序”这一方案，最终并未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采用的深层原因。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改革思路虽然使得小额程序、简易程序能更好地融入现有的民事审判体系之中，但也引发了程序之间的同质化倾向导致简易、小额程序被架空的风险。
最后，司法作为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必须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必须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这决定了我国法院从事司法工作，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法院不仅要被动地裁判案件，更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主动化解纠纷，通过每一个个案的妥当解决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认同感。我国法院的独特性体现在，不仅要发挥域外法院接近司法意义上的“便捷裁判”功能，而且要超越这一层次，承载以纠纷解决促进国家治理、以纠纷解决实现公平正义的更高期待和要求。这也是新时期人民法院“能动司法”“诉源治理”等举措出台的根本原因。
进一步推进民事诉讼程序改革
基于我国法院承担的双重功能，需要从诉讼程序内、外两个维度，进一步推进民事诉讼程序改革。
在诉讼程序之内，可将大陆法系相关制度作为参考，在普通程序的延长线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虽然，此次民诉法修改体现了程序内部的繁简分流，扩大了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延长了相应的审理期限，但仍存在普通程序本身尚未实现阶段化、案件识别标准模糊、各类程序同质化、程序间的衔接与转化阻塞等问题。首先，以民事程序整体升级与结构优化作为程序分化的前提。推进普通程序的阶段化改造，增强正式审理程序的形式化特征，改变我国当前诉答、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审理三阶段功能混淆的现状，为程序分化奠定基础。其次，划清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界限，加强案件识别标准的可操作性，引入略式诉讼程序，增强小额程序的独立性。最后，完善小额程序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的选择和转换机制，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权，提高转换效率。
在诉讼程序之外，准确把握法院社会治理“辅助者”的角色定位，将司法工作延伸至源头防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这要求法院将工作重心前移，运用非诉手段辅助和参与社会治理，与党政机关、其他社会主体形成诉源治理的合力，“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产生，减少衍生诉讼案件发生”。因此，法院须主动融入“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挺前，法院裁判终局”的诉源治理工作。首先，法院要发挥专业优势，重点研究金融、建筑、互联网、消费等特殊领域的纠纷预防，善于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前端分析，并完善司法建议制度。其次，优化司法确认程序，指导诉前调解工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提供司法保障，充分发挥非讼程序高效、便捷、经济的优势。最后，加强非诉与诉讼程序的衔接与转化，摒弃司法中心主义的理念，尊重当事人对于多元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权。对于确实有必要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的纠纷，则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权，运用诉讼手段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