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意味着巩固脱贫效果、提升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不仅是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一种价值理念，更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有效实施。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最后关键时期，2020年底全国将实现所有贫困县脱贫摘帽，进一步关注的方向是脱贫的可持续性。脱贫生计和农户生活是否朝着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需要一把科学、高效的衡量“标尺”。因此，如何为农村精准脱贫的可持续问题建立一个系统、完整与动态的评估体系，从而超越传统单一的数字化评估缺陷，已然成为一个新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根据可持续生计理论及后脱贫时代的贫困治理场域，精准脱贫可持续性的评估可以从以下四重维度进行整体性构建。

　　生计资本维度

　　生计资本是指个人或家庭可利用的用于谋生和发展的资源禀赋状况。一般而言，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水平越高、组合特征越强，采取的生计手段和生计替代策略则越多样，实现更美好生活的经济承受能力和概率则越高。以效率和公平相结合为原则，这一维度可从四个层面予以阐释。

　　经济层面。与国际相比，目前我国的脱贫标准仍有待提高。因此，一要重视经济收入增长的动态性与差异性。各省市除了关注本地以外，更要在区域比较中动态提高脱贫标准，并逐步提高农户初次分配收入比重，实现农户人均收入对该标准的稳固与持续超越。二要重视经济支出的同步性与结构性。这不仅是要保持脱贫家庭支出与收入总量上的同步增长，更要实现农户支出结构的合理优化，重视并提高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拓展性支出，提升脱贫需求性与公平性的“契合度”。

　　社会层面。2020年绝对贫困消除后，贫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的社会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一应增加农村“社会福利”指数的衡量，如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二是增加对基本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等质上的考察，通过对不同层次区域间相关领域差异性考评，强化脱贫内生性。三是重视农户政治参与度。政治参与不仅代表了农户对权利认知、利益认知、政策执行效果的认同和满意，还充分体现出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程度。

　　生态层面。“绿色减贫”体现了现代化乡村贫困治理的前瞻性和战略性水平。一要重视生态环境改善，对自然条件，如空气质量优良程度、集中式饮用水源合格率、森林覆盖率、污水处理、生产生活垃圾处理、交通改善程度等均应充分考量。二要关注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重视对自然承载力的评估、贫困群体及脱贫脆弱人群可持续转换和循环利用生态资源能力的提升、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扶贫双概念的实践。

　　能力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因此，一是生计基础能力。除农户能够自主获得基本生活资料外，还需重点关注贫困地区和家庭脱贫稀缺要素的回拢与汇聚程度，如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资金的引进等。二是生计创新能力。包括数字化、科技化生产方式创新，生计策略多样化，三产融合水平，以及稀缺要素集聚后在贫困地区和家庭中的扩散幅度与功能裂变程度。三是人力资本开发能力。一方面是幼儿及义务教育师资水平、现代教学设备配置及其利用率等；另一方面是针对成年人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与现代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和匹配程度。

　　代际可持续资本维度

　　代际可持续资本主要指上一代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实现收益的代际转移程度。也就是说，父辈文化资本拥有量决定了子女获得教育机会和社会地位不同。而教育正是一项有益的补偿和发展机制，因此，代际可持续资本可以通过“后代教育”反映。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幼有所育”，正是充分体现出国家对子代教育的重视。因此，评估脱贫效果可持续性，应重视教育政策、支付转移政策等对贫困地区后代带来的福利效应。一是家庭中祖辈、父辈劳动力自身文化水平越高，儿童教育“机会之窗”识别能力越强，其能为子女提供的生活环境、营养健康和教育投入则越多，子女的学习能力与竞争能力也越强，如此形成良性循环，代际贫困阻断力也越强。二是教育扶贫政策尤其是对留守儿童等特殊困难儿童群体的义务教育、乡村支教等转移性政策干预，能有效弥补父辈原有生计水平差异和基础薄弱状况。政策转移倾斜力度越大，子女及整个家庭的生计资本存量与结构越优化，信息渠道增多，就业机会增加，参与社会流动性也越强。

　　生计风险维度

　　在贫困研究中，风险通常表现为农户在追求可持续生计过程中对未知动态性事件发生时所暴露出的脆弱性，即敏感力低、抗逆力弱、恢复力差。生计风险是生成持续性贫困和脱贫人口返贫的重要原因，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同质性风险，即贫困地区家庭共同面临的风险因素，如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环境风险等；另一类是异质性风险，即贫困家庭面对的特殊性风险因子，如健康状况、家庭抚养比、突发性意外事件产生的额外支出等。

　　当贫困家庭面临的潜在风险越强、暴露度越高而应对能力有限或较低时，脱贫农户脆弱性越强，相应地，返贫率越高。因此，精准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衡量需突破传统单一对事后贫困状态治理效果的评估局限，加入对贫困风险预警和事前防御能力等元素评估。一是对外部风险预警跟踪评估，主要评估脱贫地区和农户在面对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和技术风险时，所暴露出的敏感度和脆弱性程度。二是农户内生抗逆力评估，包括心理承受力、适应力、恢复力等。

　　脱贫政策维度

　　脱贫政策维度主要衡量的是国家为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四个基本问题时采取的系列精准脱贫政策组合所产生的外部效益。在解决温饱之外，其社会发展效益、政治文明程度、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等方面效益如何，是否具备长期执行条件，贫困退出质量怎样，政府调控能力又如何，这些不仅是决定精准脱贫政策外部性大小和是否可持续实施的关键因素，而且直接关系到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的构建。因此，一要扶贫体系设计与机制运行效果评估，包括扶贫主体即政府、社会、市场、农户在整个贫困治理体系中的职责划分，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扶贫方式，程序规则，如瞄准识别、退出贫困等条件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长效性等。二是扶贫绩效考核机制评估。需区分对两类对象的考核评估，一类是扶贫部门整体，另一类是扶贫人员个体。这类评估涉及与绩效奖惩和晋升挂钩的考核方式是否具备可持续执行条件，长期激励效益如何等。三是扶贫资源投放机制评估。如八种扶贫模式资源投放规模、结构与供需匹配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不同脱贫地区、县、村的脱贫质量和脱贫主要路径的空间差异、时间动态变化等。

　　总之，精准脱贫可持续性的评估，是集贫困农户、外部风险环境、政策本身于一体的多维度、一体化、动态性评估。其中，贫困农户生计资本拥有的数量和质量是核心要素，其中尤以能力层面最为关键，代际可持续资本是农户生计能力和反贫手段的重要延伸。以外部脆弱性环境生成的风险为环境要素，构成脱贫可持续性的外在防控因子。以脱贫政策为政策要素，是联结外在风险与农户生计资本的重要纽带。因此，精准脱贫可持续性的评估体系应当从既兼顾效率与公平又凸显可持续发展价值导向上系统性构建，从而为后脱贫时代的乡村振兴和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基础与可持续发展保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精准脱贫‘脆弱户’可持续生计及其动态风险研究”（20BZZ07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