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脱贫以后，乡村振兴成为今后长期的重要任务。就我国国情和世界经验来看：乡村振兴首要保障目标之一就是乡村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推动乡村数字化医疗体系建立与完善，能够极大地提升乡村振兴所必需的公共服务体系的效率与精准性，改进现有公共管理组织体系，推动我国乡村振兴走创新发展的新路。

　　数字化医疗的三个发展阶段

　　医学本身具有数字化特征，但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传统医疗体系数据的传递速度、完整性、标准化和集成程度不高，形成了很多数字信息孤岛，往往需要医生的个人经验和判断来弥补数字化不足带来的问题，也给一线医生带来了大量不必要且简单重复的工作。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数字化技术应用的推广与成熟，以及对于发达国家公共服务体系效率提升的迫切需要，作为福利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医疗公共服务体系的数字化进程也走上了快车道，医疗体系的数字化以信息化、智慧医疗等不同的名称逐渐开始出现。纵观近30年国际经验，医疗体系的数字化建设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不同的特征。

　　第一阶段的数字化建设重点着眼于基础性的医疗公共服务体系的信息互联和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化。从具体主导机构来看，主要有两种类型：美国的医疗体系数字化建设主要采用政府与跨国公司合作形式。2005年，美国国家卫生信息网选择了4家全球领先的信息技术厂商作为总集成商，在四大试点区域分别开发全国信息网络架构原型，研究包括电子健康档案在内的多种医疗应用系统之间互通协作和业务模型。其他发达国家则采用政府主导模式。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先后投入巨资开展了国家和地方级的以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数据共享为核心的区域性医疗信息化建设，用于保证公民的医疗质量，提升整体医疗服务质量、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降低医疗费用、减少医疗风险。

　　第二阶段是在前一阶段数字化基础之上，医疗体系数字化建设着眼于医疗系统内部效率的提升，逐步进入智慧医疗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发达国家的模式趋同，其最主要的特点是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推进，传统的医疗模式发生了转变。最典型的是美国，跨国公司成为推动数字化医疗建设的主力，从相对简单的公共服务医疗信息的互联互通，到数据集成、利用医疗数据优化改进医疗流程管理，进而实现医疗过程的全链条优化。

　　第三阶段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数字化正推动医疗体系与公共管理深度融合，公共医疗体系从流程优化进入体系提升和变革的新阶段，医疗的理念发生转变。公共医疗体系的变革理念，体现了公共医疗服务体系的预警、治疗和药物研发的有机结合，产学研用结合空前紧密，公共医疗服务体系的转变无论是规模和范围都经历新的变革。生物工程、信息技术与医疗体系三位一体形成体系创新的新机制。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医疗体系结构、范围与内容都发生相应变革。

　　我国乡村数字化医疗挑战与机遇

　　与发达国家乡村数字化医疗相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公共医疗的资源投入总量相对不足，结构不够理想，尤其是乡村公共医疗管理体系在数字化医疗的浪潮下，面临空前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我国乡村公共医疗体系不仅要着眼于“看病难、看病贵”“缺医少药”的状态，也要着眼于公共医疗管理在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技术、组织与理念正面临革新的新局面。具体而言，当前我国乡村振兴的乡村医疗公共服务急需解决的有三个问题。

　　第一，我国乡村分级诊疗制度既面临当前的高成本、低价值两难选择，在脱贫之后，还面临着未来一段时间如何探索医养结合的问题。当前农村实行的是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模式，这与我国公共医疗管理服务的提供模式、农村人口特点以及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有密切关系。尤其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村人口持续减少和结构性变化将给农村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带来巨大的影响。如果追求全面均衡与全覆盖，在医疗服务资源有限的约束条件下，单个医疗设施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设施数量的减少、设施服务半径的增加和可达性的降低，解决这个矛盾成为当前我国农村医疗服务的难点之一。我国医疗卫生体系还面临着在一定条件下效率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服务成本较高和服务质量不足的双重挑战。如何推动整合的、以基本医疗保健为核心的服务体系建设，以更高的经济效率和服务质量应对乡村振兴急需的公共医疗体系建设也成为一个难题。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随着我国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老年人口的增加和青壮年人口的迁出，探索医养结合的模式也提上日程。当前我国乡村建设中普遍来看医养结合层次较低、部分农村医疗资源缺乏、筹资体系缺失、专业人才缺乏、“治未病”的理念没有有效体现、老人健康数据尚未得到有效利用的问题仍有待解决。以大健康数据建设为抓手，逐步建立优质的农村医养服务体系不仅必要而且急需。

　　第二，我国乡村数字化医疗体系建设整体规模与范围仍旧有很大空间。我国数字化医疗体系建设特点是以医院数字化建设为重点。目前，在大城市的大医院开启了智能导向阶段，已经具备一定推广条件。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化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数字化体系建设与完善进一步提升医生诊断效率，改善患者就医流程，实现医疗资源远程共享和实时信息交互，对有效阻断疫情传播，缓解医疗资源匮乏、医护人员短缺等问题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数字化医疗模式选择基本理念有待明确。自1978年以来，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经历了以“放权让利”为主要方向的探索阶段、以“三项改革”为代表的深化阶段和非典以来的转折调整阶段，以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数字化医疗新阶段。尤其是2009年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实施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自由择医，碎片化提供”的非连续服务模式得到扭转，推进了卫生服务整合的发展趋势，多地通过构建医疗联合体的方式开始了卫生服务体系改革。2015年以来，国家积极出台加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分级诊疗等相关政策，鼓励各地进行高血压和糖尿病分级诊疗和卫生服务整合试点。每一个阶段都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和当时改革开放的整体战略和阶段特征紧密联系。但总体而言，变革着重于大城市和大医院。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定位服从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战略，医疗卫生改革的指导思想在今后重点是推动我国城乡一体化、全国无差别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数字化医疗助力乡村振兴路径选择

　　在我国乡村振兴的新阶段，从把握数字医疗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乡村公共医疗服务管理现状出发。当前，乡村振兴的数字化医疗体系建设可着眼于技术推进、组织架构和理念更新三个路径。

　　第一，技术推进。在乡村医疗体系相对薄弱的地区继续加大投入完善分级诊疗体系，这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统一标准、统一政策、财政投入和相应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加大数字化医疗技术支持投入，重点是基础数字化硬件、全国一体的标准化软件以及相应的人才培养工作。

　　第二，组织架构。数字化医疗包含更广泛的乡村医疗公共服务体系的变革，在数字化建设的基础上，以省级为单位，借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功经验，尝试建立以数字化为纽带的医疗联合体和巡诊医生制度，因地制宜，利用数字化医疗技术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省。以省级责任主体，高效率解决我国乡村“缺医少药”的“老大难”问题。

　　第三，理念更新。借鉴世界各国数字化医疗的经验，结合我国这两年数字化抗疫的成功经验，在基础比较好的地区探索医养结合的成功模式、探索农村大健康公共管理与服务模式、探索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全过程、全范围的智慧医疗体系建设模式，以此助力我国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公共医疗体系建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