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全球化时代，个体仍需民族共同体提供安全利益保障和身份情感归属。中国文学因民族意识的融入，有机参与民族共同体构建，并造就民族文学观，在中华民族救亡、崛起和复兴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民族文学观产生过程中，有很多与中国现代民族文学相关的论争，如“民族化”与“化民族”、民族性与阶级性、审美的个性与共性、自言与代言等；也有很多与“民族性”相关的概念，如民间性、平民性、阶级性等。梳理这些论争的主要观点及其内涵，有助于从深层次把握民族文学观，增强民族意识、国家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对于这些问题，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谢刚副教授和江震龙教授有着长久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本报记者由此采访了两位学者。
议题论争体现理论构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和江老师关注民族文学观的缘起是什么？
谢刚：这几年，我主持一个关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是从解读系列关键概念入手，研究这个课题。毫无疑问，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而言，民族性是一个关键概念。为了搞清楚民族性文学概念的“前史”或初期形态，我查阅了几本有关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关键词的著作，发现其中对民族性概念的描述比较粗略，于是就想写一篇关于中国现代民族性文学观念的论文。在深入查阅史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多数言论不是直接就“民族性”文学理论概念展开陈述，而是聚焦“国民文学”“平民文学”“大众文学”“民族形式”等议题的探讨和论争。综观这些言论，它们背后要传达的，实际上就是关于“民族文学”的理论构想，即“民族文学观”。以往，学界从不同侧面介入过这一议题，也取得了不少出色的研究成果。像“民族主义文学”“民族形式”论争等领域研究，都产生了很多思考深入、见解深刻的著述。但我意图从更为整体性和全局性的视角，来探查现代民族文学观的构建。
自鸦片战争以来，谋求中华民族的自强与振兴，是中国社会思潮一以贯之的主旋律。近代以来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学人和作家，如何借由文学之思参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创构新的现代民族文学？这显然是一个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大议题。在当今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是时代最强音，重新整理现代中国民族文学思想遗产，无疑具有以古鉴今的重要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共同抗疫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形诸更为直观和切身的社会实践。毋庸讳言，这种共同体意识的高度觉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的考察，也赋予民族文学观更深刻的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报》：提到“民族文学”，人们往往会想到少数民族文学。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江震龙：在当前中国的文学与学术语境中，“民族文学”时常被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简称或专称使用，但“少数民族文学”是在当代中国才被普遍使用的说法，是新中国多民族政策贯彻于文学领域的产物，因此上述简称只存在于当代中国。现代中国还未出现“民族文学”专指“少数民族文学”的表述，所以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中的“民族文学”主要指国家文学性质的民族文学，近似于马克思与歌德所说的“民族文学”。而民族文学观则是对文学与民族之间关系的观念表述及理论建构。
观点分歧蕴含话语合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论争，包括“民族化”与“化民族”、民族性与阶级性、审美的个性与共性、自言与代言等。这几项论争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谢刚：现代中国对民族文学的建构，大体上是在论争中完成的。“民族化”和“化民族”之争，既存在于五四时期新旧文学阵营之间，也存在于新文学阵营内部；既存在于五四时期，也存在于“五四”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大体说来，“民族化”观点主张民族文学的创构要向后看齐、向下看齐，即不能离开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当然，传统和民间文学形态常常叠合在一起。“化民族”观点主要坚持具有启蒙意识的民族文学，这种文学能够用现代意识教育民族大众，革新他们的思想认识。
民族性和阶级性之争，主要发生在国共两党的文艺思想之间。相比于左翼文学阵营倡导兼容文学的民族性与阶级性，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论者和战国策派的陈铨坚决反对民族文学中包含阶级性，甚至主张要去除阶级性。
民族文学如何协调文学的个性和共性也是一个辨析的焦点。有人认为，文学审美趣味是因人而异、众口难调的，但是多数人还是相信民族审美共性的存在，认为能够创建“能调众口”的民族文学。
至于如何创建，就涉及“自言”和“代言”的问题。大多数文学创作总是个体行为，少数集体创作的作品也只是小团队的产物，而民族文学预定的目标显然是要被民族大众接受。在民族大众基本不写作的情形下，民族文学只能是“由己代群”的代言式写作。胡风与向林冰的著名论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有关代言和自言的分歧。向林冰认为，运用民众“习见常闻”的民间形式，才能使民众“喜闻乐见”。胡风却认为，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新形式，也能让民众喜闻乐见，而且更有益处，因为它能提高民众的思想认识和审美水平。当然，向林冰也没有说民族文学由民族大众自己来创作，但与胡风更为坚持作者主体性地位相比，他更强调民族文学必须从民间文艺中脱胎而来，唯其如此，才能尽量靠近“自言”式写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论争，对“民族文学观”研究有哪些启发？
江震龙：中国现代民族文学论争的启示在于，民族文学的目标和属性，只能从属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无论是强调民族内部各阶级统一战线的建立，还是强调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和领导权，都必须根据历史条件将民族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共同体意识下的民族文学，必须有效地协调民族性与人民性、普及与提高、代言与自言等关系。任何对于民族文学执于一端的规划，都有违于有机辩证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将伴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失效。
谢刚：这些论争让我充分体会到，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张力和很大的理论弹性，也因为张力和弹性，使得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从整体上具有很强的理论生命力。但凡一种理论思想要想保持生机活力，要能长久地启示后人而不会过时，我认为其内涵一定不能是空泛、僵化、偏激和封闭的，而必须是及物、灵活、辩证和开放的。
在我看来，现代中国对民族文学的种种构想，尽管在民族文学创作主体、理想形态、生成方式等方面存在错位分歧，但在构建民族文学以振兴中华的总体趋向上，各方力量话语合流、殊途同归。把各种差异性观点还原到具体历史语境中，不难发现其或多或少反映出历史变迁对文学发展的不同要求，虽然不免存在或大或小的思想偏误，但各自都有不同程度的历史合理性。总体看，它们既是歧异的、互补的，也是大体切实的。我们应该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看待现代民族文学观，理解论者们“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唯物立场，领会相关理论建构如何切实回应特定历史关切，如何贴近彼时“中国经验”有的放矢、有感而发，如何在实然与应然、现实性与理想性之间作出理性权衡和辩证取舍。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中，体现着怎样的时空观？
谢刚：晚清时期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时空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时间层面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主流的循环时间观改易为西来的进化时间观。这种改易是被迫的，不改不行。空间层面是指，中国古老的天下观念向世界观念转型，同步相随的是王朝观念向民族和国家意识转型。当然，时空观念的转变是二元一体的。这是从总体性的社会意识层面来看的。
然而，具体到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来说，对时间观念的强调程度远不如空间观念，或者说时间意识只是表层，它由深层的空间意识所支配，更具体是指民族共同体空间意识。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现代中国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任务是整合国家、凝聚民心。因此，要打破地域、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对立、隔阂与等级关系。只有这样，那些时间属性上相对滞后的偏远地区，才能获得空间层面的整一性和平等性。
江震龙：近现代中国民族和国家意识的形成，是把民族性植入地理空间的过程。在民族意识的烛照下，天然自在的物理空间形态，成为整个民族和国家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的阐释和构建呈现出一种空间形态，具有多元一体、界限分明和多层纵深等特点：在共同体空间里，民族文学观强调区域书写的同等价值，以及民族性统领地域性；面对外在的世界空间，民族文学观注重文学写作的空间界限和差异，强调自我民族认同；从相关表述看，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论者，试图建构表征政治和审美权利平等的多元一体空间，也力图建构具有不同书写层级的深度空间。
概念交错指向核心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学创作只有触及深刻的民族灵魂，才会含有值得继承的民族特性。“民族文学”“民族文学观”与“民族精神”“民族性”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谢刚：一般来说，民族文学根据创作者的民族属性来认定。也有观点认为，应根据创作题材的民族归属地来认定其属于哪一个民族的文学，不过认同这种观点的人不多。莎士比亚写了丹麦题材的《哈姆雷特》，就把它当作丹麦文学而非英国文学；赛珍珠写了中国题材的《大地》，就把它看成中国文学而非美国文学，这种观点显得有些荒谬。因此，还是把这些作品看作涉外题材创作比较合适，它们的民族属性理应根据作者的民族属性来确认。
当然，现实中还有更复杂的情形，比如严歌苓的小说，基本都是中国题材，首发地也多在中国。应把她的创作看成中国文学还是美国文学，可能免不了发生分歧。像中国这样由主体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民族文学的含义实际上是双层叠加的。比如，鲁迅的作品既是汉族文学，也是中华民族文学，老舍的创作同属于满族和中华民族文学。不过在现代中国，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在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意识更多呈现为中华民族意识，而非少数民族意识，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即使是沈从文写苗族、老舍写满族，也是在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启蒙、救亡与革命等时代主潮的裹挟下，现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对自身的少数民族身份意识，多是以“中国人”的身份进行写作。直到当代中国，在历时性的民族政策、寻根意识、非遗文化潮流等多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少数民族意识才愈发自觉，而且充分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时代发展进程中。
因此，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学观，是指革命政治家、作家、思想家、学人等的国家文学观或者说国族文学观。民族文学观是对民族与文学关系的观念表述与理论建构。在此过程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即民族性。文学的民族性既体现为民族的历史、现实与文化书写所形成的民族特色、风格与情调等，也连接着源于深层民族心理的民族精神。前者是民族性的表层，容易发生变化；后者是民族性的深层，具有不易动摇的稳固性。
从民族文学批评的价值观来看，作家的创作只有透过表层的民族特色深入到深层的民族精神层面，才被认为是真正具有民族性的创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应如何理解“民族性”与民间性、平民性、阶级性等概念的关系？
谢刚：没有一个概念在话语实践中是以绝缘状态运行的，它总是与别的概念或话语形成交错纠缠的表意互动关系。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表述的核心概念“民族性”同样如此。它在话语实践中最大的特征，就是伴生于周边概念中。
1840年以后，由于挽救民族危亡是现代中国最主要的现实任务，用于组织和动员民族大众的现代民族文学观，便崛起为最显赫与强势的一种文学观念。这种观念强大的话语传播力和统摄力，体现为其核心概念常常征借其他文学概念来表意，从而构成一种借壳表意的独特话语现象。现代中国一度引领风潮的文学概念或文学口号，例如平民文学、国民文学、民间文学、大众文学等，都曾被民族性的内涵渗透，从而充当民族文学观的表意载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阶级性也在许多时候成为民族性的修辞形式。阶级与民族原本是不能兼容、甚至互相对立的理论范畴。但在现代中国社会，无产阶级却构成了民族大众的主体，这就为两种理论范畴的整合提供了充分条件。在左翼文学观念中，时常有意突出阶级性的核心地位，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从深层本质来说，它从未放弃对民族性的追求，有时甚至出现言在阶级而意在民族的文学理论话语现象。
旨归民族共同体诗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出现代中国民族文学的共同体诗学内涵。具体来说，这种内涵是什么？
江震龙：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的理论内核和品质，即民族共同体诗学。共同体诗学要求在文学创作与接受、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观等层面具有共同体意识，它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强调，在文学活动中必须有效处理好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文学活动关系。民族共同体诗学主张创作与批评应觉知民族审美共同体意识，辩证地看待个体之间的审美趣味、个体与民族审美资源、审美传统和审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如果缺乏这种自觉，就容易走向偏废，要么耽溺于狭隘的私人审美趣味，要么丧失审美个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对新时代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具有什么意义？
谢刚：在今天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应高度重视现代中国民族文学构建的历史意义，并对其中包含的共同体诗学进行提炼和阐发，充分认识其对于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价值，深刻理解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学观对于改善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促进作用。
民族文学内部所有的文学样式都具有或隐或现的亲缘关系，在民族共同体诗学意识观照下，雅与俗、古典与现代、正统与民间、书面与口传、数字媒介与传统纸媒、不同地域与族群的文学，构成多元共生、互动循环的有机生态系统。通过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研究，阐发其中包含的多元一体、纵深多层的共同体诗学，能够发掘和彰显己与群、一与多、个性与共性、地方与国家、民族与世界之间的辩证方法论，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借鉴和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与时俱进推动民族文学观发展？
谢刚：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存在很大差异，相应的民族文学观念也发生巨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就是对民族文学提出的切合新时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方针。推动民族文学观继续发展，必须扬弃前人思想遗产，充分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方针，在文学创作、批评和教育等层面，坚持既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的民族文学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