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现象学在西方国家源于战后反思运动，运用现象学理论与方法，主张以实践、行动回应西方国家治理中的科层统治、民主治理、媒介政治等重大现实问题，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实践视角出发，是检视西方行政现象学发展历程，认识其发展趋向的重要路径。

　　中国哲学中的“实践”概念，往往以知行关系为语境，表示实行、履行之意。西方哲学中的实践概念，存在多种表达方式，典型用法为三种，即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和政治实践、培根的科学和技术实践（practice）、马克思以生产劳动和社会交往为基础的总体性实践（praxis）。其他实践/行动哲学（handlung/action），都可看作以上三种实践范式的变种。

　　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活动分为三种：理论、实践、制作。理论通过沉思方式，探求普遍、必然、永恒性的知识。实践将普遍必然的知识运用于变化无常的人事，实现伦理和政治的完善。制作处理物事，依据自然原理生产物品，实现手段之善。在古希腊，人作为政治动物，处理城邦事务是公民的职责；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承担制作任务，并不是实践主体。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培根基于实验方法，建立归纳逻辑，批判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演绎逻辑，将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和制作中的技术因素结合起来，使实践哲学发生科学—技术转向。资产阶级兴起以后，康德、黑格尔哲学，反映资产阶级既向往自由又害怕革命的矛盾思想，重新恢复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伦理—政治范式。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分别在普遍的道德律（类似自然规律）和人的善良意志（自由意志）之间、在市民社会（劳动）和政治国家之间进行理论调和，在逻辑学上建立唯心主义辩证法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提出“人是劳动的动物”“人是社会的动物”，赋予实践概念以新的内涵，即包含生产劳动、社会交往、政治革命在内的总体性实践。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资产阶级为争夺市场，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战争，科学技术的进步意义和摧毁力量都得到充分暴露。胡塞尔、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方式，反思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重新强调实践的伦理之维，所谓实践智慧，即在于聆听和按照自我内在的良知行事。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进入富裕社会，物质产品发挥了思想灌输功能。西方国家将其国内低端产业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进一步缓和阶级矛盾，导致工人阶级革命热情消减。在此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纷纷放弃马克思生产实践观念，认为马克思“过时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庸俗的经济学”。面对西方多元社会、消费社会、媒介政治的新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保留马克思社会交往观念，借鉴现象学的生活世界视角，从伦理、文化、生活政治层面，倡导“生活方式”变革，推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发生文化转向。

　　纵观西方行政现象学发展历程，其实践传统深受亚里士多德、培根、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经由现象学的严格哲学洗礼，既推进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又使自己陷入新的理论与现实困境。

　　西方行政现象学的科学—文化实践传统。受现象学的意向性观念影响，西方行政现象学批判现代行政科学模仿近代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客观中立、符合形式逻辑，认为公共行政具有主观属性，承载价值判断，倚重辩证逻辑，应当按照现象学思维方式，即面向事情本身，进行严格描述，借鉴同时代的自然科学范式（例如，相对论、量子力学），促进行政范式转换。在语言符号层面，西方行政现象学深刻揭示了西方行政话语、符号体系背后的权力、利益及其意识形态运作机制。但是，它面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和媒介政治格局，却难以改变现实，更多通过现象学的本质想象，在意识之中构筑公共行政的乌托邦，最终陷入主观主义困境。

　　西方行政现象学的伦理—政治实践传统。受现象学的主体间性观念影响，西方行政现象学主张朝向自我意识，通过自我反思，聆听自我良知，增强道德判断能力，进而在主体之间追寻先验商谈伦理，通过对话协商重建伦理共识，提升治理效能。但是，西方行政现象学往往高估常人的道德实践能力，低估不合理的制度体系对人的欲望的形塑功能，因此动辄展示自我辩才，试图说服他人，过于倚重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做法，容易陷入治理失灵的相对主义境地。

　　西方行政现象学的社会—交往实践传统。受现象学的生活世界观念影响，西方行政现象学缘于对现代行政管理的远程民主、精英统治、专家知识的不满，将公共行政奠定在公民参与、社区治理、伦常生活基础上，意图实现真正的民有政府和社会自治理想。此种西方生活政治和社区政治，试图在日常生活和周遭世界取回经由远程民主、高阶民主丢失的珍贵理想，“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怀乡病”。它由于脱离生产劳动的交往方式，使得社会自治相对缺乏公民参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偶尔聚合起来的“新部落主义”，也难以提高社会交往黏合度。

　　（作者系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