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长期以来，政府内部的研发活动和学术机构通过提供客观权威的信息来辅助政治决策。近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官网发布消息称，知识中介组织（Knowledge-brokering organisations）在全球循证政策制定领域悄然兴起，改变了决策者取证和循证的方式。英国卡迪夫大学威尔士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埃莉诺·麦基洛普（Eleanor MacKillop）等学者为了精确定位知识中介组织在循证政策制定领域的身份，对知识中介组织的工作性质、特征、与政策制定者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

　　目前，知识中介组织在不同国家的政治和政策体系中生根发芽，以提高循证决策效果。2010年以来，英国政府已经投资了13家循证研究中心。它们在政府之外形成了知识中介网络，对一些棘手问题进行分析、整合并提供新的证据。当前，许多西方国家也相继创办了类似的知识中介组织。然而，无论是从涉及的问题数量还是从公共服务支出总额来看，英国的循证研究机构规模最大。

　　麦基洛普等人汇集了2018—2021年间英国等国的循证研究机构数据，并采访了18名知识中介组织的高管和5名利益相关人员，例如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研究人员发现，具有影响力的人士更愿意推动创立知识中介组织。同时，由于政府内部和政策制定者的取证和循证能力下降以至于无法履行其工作职责时，更容易成立知识中介组织。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政府创建知识中介组织是为了向群众表明他们关心某一议题，同时意识到这一领域缺少高质量的新证据。

　　麦基洛普等人表示，知识中介组织同时兼具以下三个特征，这也是它们与智库等机构最大的不同：第一个特征是证据和循证政策制定是知识中介组织的工作核心，贯穿组织运行的全过程；第二个特征是这些机构本身具有独特的定位，涉及不同部门和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第三个特征表现为知识中介组织与政府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不同的知识中介组织在预算规划、法律地位、融资模式和运作方式上均有差异。

　　一些知识中介组织认为，自己扮演着提供客观性政策审议者的角色。他们投入大量资源来弥合政策、实践与证据之间的界限，严格审查证据的质量，雇佣不同背景的专家、学者等进行调查取证并不断开展新研究来填补知识空白。另一些知识中介组织则以问题的构建者或政策倡导者自居。受访者还表示，政策制定者会向知识中介组织寻求建设性的意见，而知识中介组织也会引导政策制定者采取最有效的干预措施。虽然此类工作有助于减少决策的不确定性，简化政策制定者的日常工作，但是也可能消减知识中介组织的客观性。

　　作为响应政策制定者需求的机构，知识中介组织在全球各地不断涌现，并逐渐融入西方国家的循证政策制定环境当中。虽然，知识中介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是它们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的循证政策是否有效，还有待学者进行深入考察和评估。

　　（刘雨微/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