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思想的精华、文化的灵魂。作为中国人民长期思考人生与世界的思想汇聚和智慧结晶，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传统哲学历经千年演化和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流芳和传承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与思想养分，以一种持续而深沉的方式塑造着中华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精神特质与突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以及“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引发海外学者热烈讨论。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两位长期从事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哲学系教授方岚生（Franklin Perkins）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利氏中国思想与文化讲座教授方克涛（Chris Fraser）。他们从早期中国哲学的产生与形成入手，对长期以来积淀而成的“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等中国文化核心思想进行了深入阐释。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连续、关联、整体而非静止、孤立、主客二分。与西方文化中天、人、物之间的对立和紧张关系相比，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三者的高度联结与有机统一，其至高境界即为“天人合一”。这一理念展现出中国人民独特的宇宙观与世界观，与今天中华民族视个人、社会、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思想一脉相承，从而有效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引导着华夏儿女在拥有五千多年灿烂文明的土地上生生不息、无畏向前。作为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文化归依，这一理念也构成了中华文明包容性与和平性的哲学基础。
早期哲学思想体现中华文明“兼收并蓄”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传统哲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其早期形态对于后世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形态有着深远影响，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华夏文明的早期演进与发展历程。早期中国传统哲学有哪些思想特征？
方岚生：的确，中国传统哲学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秩序大动荡与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古代早期的思想哲学得以启蒙，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重要思想派别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形成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这是一个充满变革和交锋的转折时期，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大放异彩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学术风气活跃、文化氛围浓厚，中国古代众多先哲以其富有开放性与创新性的思想与观点促成了中国文化史丰厚的早期积淀。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这一时期发轫的早期中国哲学可以提供开化心灵和启迪智慧的诸多灵感，因而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希腊三贤”是西方哲学与欧洲文化的奠基人。然而，今天充满着文化傲慢与偏见的西方学者往往忽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欧洲哲学的起源和发展史中，早期欧洲的自由开放精神可谓“昙花一现”。历史上，有长达超过一千年的时期，多数欧洲普通民众无法自由地进行哲学思考和辩论，文化言论自由的禁锢在社会层面大范围蔓延。
在世界其他类型文化的发展史中，也存在或长或短的限制或控制哲学言论自由的时期，但欧洲限制和控制的时间长度与程度是罕见的。世界被视为一个具有“单一共通价值”的存在与产物，人们被迫接受一种与他人“同质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被迫与他人分享共同的“哲学理性”，这种单一的文化倾向无疑违背哲学本身所追求的自由、多元、包容精神。欧洲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形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知识体系，其他哲学流派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种文化背景也导致早期欧洲现代时期的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在众多哲学流派之中，有一些流派的代表人物例如斯宾诺莎和休谟的观点出奇地激进，但出于言论自由的限制性考虑，他们在多数情境下不得不克制自身观点。
事实上，哲学是极富多元性的知识总和，哲学概念框架下的世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当哲学在相对自由的条件下运行时，总是会涌现出各种各样的观点。纵观人类文化演变轨迹，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只有当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具有哲学思维意义的探索并勇于去追问世界的本原，去质疑和探究已有事物的根源与逻辑，才能发现更深层次的真相与意义，才能消除陈旧、迎接创新。
与早期希腊、罗马、印度文明相比，早期华夏文明即拥有这样一种鼓励自由式思想辩论与激荡的宽松氛围和传统。人们可以将“观察星宿”等行为作为表达趋吉避凶愿望的一种途径和预测世事、灾祸、天运的一种方式，也可以基于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对这种行为持有批判性态度。在早期中国哲学发展鼎盛的先秦时期，学说观点颇为多元化。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会发现没有哪两个哲学家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固然孟子与荀子都有一套完整的伦理体系，但二者并未用一种同质化的观点去解释其所处的自然世界。
到了汉代，稳定的政治环境允许不同的哲学流派整合、汇聚为一个连贯的体系。汉代的哲学家们几乎都拥有相当系统化的知识观点。纵然诸多观点之间有一些文化共通之处，但更多的是差异性。例如，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在其著作《淮南子》中倡导一种强调“自由放任”重要性的社会制度，而同一时期董仲舒所倡导的社会管理方式则十分注重“政府监管”的意义。对于早期中国哲学家而言，任何思想都存在盲点，都并非完美无缺，只有多元、共生才能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我认为，这种鼓励差异化思想观点并存与迸发的特性，体现出中华文明善于兼收并蓄的典型特征。
方克涛：的确，早期中国哲学思想之所以特殊而引人注目，在于各大哲学流派所呈现出的“终极统一性”。固然中国先秦哲学与宋明哲学、中国佛教哲学与儒学之间均存在理念与思想的差异性，但与早期欧洲哲学例如希腊哲学和19世纪德国哲学相比，中国哲学各大流派更强调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不同成员从不同视角进行探索，最终是为了达成一种共同的富有天下情怀的集体理想秩序。
中华文明包容性与和平性的哲学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天人关系、人物关系和人与人关系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探讨的基本问题，也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内核。与欧洲哲学相比，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哲学中包含的这种宇宙观和世界观？
方岚生：回答这一问题，须从“有神论”或“无神论”的议题谈起。这一议题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对于上帝的信仰等宇宙观与人性论。欧洲哲学传统基于“有神论”，而中国哲学最让许多西方人感兴趣之处在于它的“无神论”程度。
要使西方哲学观避免一种拟人化的“造世主”倾向，或避免将人类形象塑造为一种“神像”的观念并不容易。大多数西方哲学家致力于捍卫“有神论”，并将人类道德和理性的根基归结为基于某种神圣事物。在西方文化中，人类依照上帝的形象创造。这意味着人类的道德不仅是人类的，而且是上帝的；人类的理性不仅仅是人类的，更是对上帝理性的模仿或复制。在这一认知背景下，人类与除上帝之外的自然界其他一切事物毫无关联、相互脱节。
然而，在中国文化中，“无神论”意味着人类道德可以按照某种合理的“自洽”方式植根于自然世界，整个宇宙被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有机体。在中国人看来，世间万物包括人类的盛衰成败、循环往复、矛盾运动皆遵循客观规律。固然在中国文化中也可以探寻到若干“人类中心主义”的痕迹，然而，在大多数早期的中国哲学家看来，万物各遂其生、各得其养，人类只是宇宙间万物之一，与天地、山川、草木、鸟兽皆为独立、有生命的存在物。从这一点而言，自然界与人类行为相互交融、有机结合，二者应当建立和谐共生的关系，其最高境界即为“天人合一”——这一理想的境界追求也适用于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天人合一”理念与阴阳平衡、中庸之道、五行相生相克等其他思想有着共同的文化内在逻辑，从而构成了中华文明包容性与和平性的哲学基础。
这种独特的中国哲学观传播至欧洲后，逐渐在欧洲哲学界受到认可，对于近代欧洲思想观念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在近代欧洲社会，“上帝”形象的缺失带来了一种巨大的信仰危机感和心灵失落感。欧洲人开始倾向于认为在万事万物背后，存在其他更深层次的可以替代上帝的“超自然”力量。这一力量掌控着人类命运并为人类制定规则，因而欧洲人普遍产生了一种面对生存的悲观意识。然而，在中国古代例如汉代，受“道法自然”等思想文化启迪，也受益于相对繁荣稳定的社会经济，人们更为乐观豁达，很少将缺失当作危机，知识分子更为关注宇宙结构如何与人类心理和生存环境相结合，以及如何因此产生特殊的意义。
方克涛：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道”可谓中国哲学的独特表达方式，也是对全球哲学的重要贡献，其在中国社会的演变发展历程值得西方学界进行广泛而细致的研究。在中国古人心目中，“道”是宇宙苍穹运行的本初状态，也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动力之源。“道”建立在天人关系、人物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之上，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性内涵。中国人认为，人类与世界的本源等一切存在都含有一致有序、和谐统一的深层意蕴，人与自然都是“道”的产物，二者在根源上存在着关联性和共通性。人们若遵循“天道”与“人道”的规律行事，凡事不妄为，顺其自然，万事万物就会自我化育并得以充分发展，人作为社会个体也会过上理想而充实的生活。对统治者而言，王侯将相若能按照“道”的原则为政治民、克服贪欲，天下便自然而然达到稳定、安宁、太平。这一理念及其携带的文化印记对于现代社会的政府管理及执政者的德行修养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深刻隽永的议题吸引当今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集中体现社会生活、伦理道德等的学问，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今天仍富有启迪意义。从当今世界的视角看，中国传统哲学中最有特色的思想是什么？
方克涛：一直以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人类拥有的自由意志予以持续关注，注重以人为本的“向内探求”而非西方式的“外在性超越”，注重物质丰富与精神充盈并存。与许多现代哲学分支相比，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对心灵和世界的关系有着独到的理解。先秦时期的著作并未单纯从“二元论”立场将心灵与世界的互动关系理解为“表征性”的，而是将心灵描述为一种用以指导现实世界的“精神指南”。例如，庄子哲学追求个体精神解放的境界，即心灵不被外物所拖累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
宋明时期的哲学思想十分关注与道德规范性有关的基础伦理问题。宋明时期的中国思想家并未像兴起于19世纪英国伦理学领域的“效益主义学派”那样将道德规范建立在“实用即至善”的理论之上，或像康德那样将道德根基置于人的理智行为即人必须依据“纯粹实践理性”原则行事的观念之上，而是将道德规范性建立在事物本身包含的“理”之上。不论是“情理”还是“事理”，其本质都是一种“理”。这一视角具有哲学上的新颖性并值得更多西方学者关注。不同于康德拒斥情感对于人类生活的基础性作用，王阳明肯定情感的先天性，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南宋陆九渊的“心即理”，并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理念。其中，“知行合一”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是“心物一体论”的集中体现，折射出深厚的辩证思想。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学说，“知行合一”仍以一种显著的方式塑造着现代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指引人们在认识论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投身现实。
此外，孔子和墨子时代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美好生活的本质即何为一种“圆善的生活”，以及个人与周遭关系、人类在世界中的位置等议题进行了丰富的思考，这一思考所具有的人文价值在当今时代仍颇具启发意义。早期道家传统包含着一种对于他人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欣赏和理解的态度。《墨子》《管子》等先秦诸子经典文本对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双方的责任与义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一直延续至清朝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此外，普通民众的福祉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关切。例如，在墨家思想中，富、众、治是构成“利”的三大核心要素，其中“众”即指“人民之众”。
方岚生：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史中值得借鉴的一个因素是哲学的“非功用意义”。在近代早期，世界范围内的哲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然而，在早期中国社会，与其说哲学是一种科学，不如说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指南，是一种关乎如何睿智生活的价值体系，这一体系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指导意义。与希腊、罗马、印度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更为密切。
在中国众多先哲之中，孟子的“学以成人”思想尤为值得探讨。在孟子看来，传播知识的终极目标并非通过获得知识去实现功利的目的，而在于培养君子，引导其去做不仅对个人有益、更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孟子认为，若人们陷入利益驱动的思维陷阱，那么最终会以牺牲社会利益或国家利益为代价来寻求个人利益，这对于政治领袖而言尤为后患无穷。做“正确”的事情意味着做对整个社会和所有人都有益的事情，而这最终会促成个人利益的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逐渐走向世界，并随着国际交往和跨国交流的日益深入而传播至全球各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包含的诸多深刻隽永而富有思辨性的议题深深吸引着世界各国研究者的目光，引起了广大西方读者的“智识性好奇”。过去几十年来，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涌现出一批成就卓著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例如孟旦（Donald Munro）、倪德卫（David Nivison）、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安乐哲（Roger Ames）、陈汉生（Chad Hansen），其研究成果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可以说，正是得益于中国传统哲学中丰富的文化因子和永恒的思想价值，中华文明的独特光环才能够在世界文明的“大熔炉”中经久不衰并绵延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