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西方媒体和智库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就如钟摆一般，经常迅速地从一端摆到另一端。专家们不久前还在争论中国的崛起和“威胁”，最近又出现了“中国奇迹终结”的说法。这一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缺陷，这些缺陷正在将中国推向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方向。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将“恢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无法像之前预测的那样在2030年左右超越美国。

　　这些观点并非没有受到挑战。例如，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专家尼古拉斯·R. 拉迪（Nicholas R. Lardy）对这些断言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根据当前的经济表现来预测周期性螺旋式下降为时过早，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也表示，尽管面临挑战，中国经济仍拥有许多优势，尤其是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不应急于宣布中国经济已经达到顶峰。

　　事实上，如果这些专家能仔细研究相关数据而不以政治目的为导向，他们会对中国经济作出更加乐观的评估。中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长期前景依然乐观。尽管不乏挑战，但中国经济具有莫大的优势和韧性，且中国政府有充足的政策工具来推动经济前进。

　　最新经济数据有力反驳不实论断 

　　从最新的中国经济数据来看，2023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4.9%，高于市场预期的4.5%；环比增长1.3%，比第二季度加快0.8个百分点。2023年前三季度GDP达913027亿元人民币（约12.5万亿美元，按1美元=7.3元人民币的汇率换算），GDP同比增长保持在5.2% 的健康水平；较去年同期相比，中国GDP增加约5808亿美元。也就是说，仅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量就高于2022年挪威和比利时两个国家各自的全年经济总量（分别为5793亿美元和5786亿美元）。

　　从供给端来看，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5%，说明工业增长正在加速进行。更重要的是，前三季度的太阳能电池产量增长了63.2%，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了33.7%。这表明，工业生产在健康恢复的同时，产业升级也在加速。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6%，这对创造就业和收入增长以及提供旅游、交通和酒店等服务以满足消费者需求非常重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12.1%，说明服务业的技术含量也在快速提高。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将为其他产业以及经济整体发展提供莫大的助力。

　　从需求端来看，2023年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1%。尽管房地产行业仍在调整中，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9.1%，但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分别都增长了6.2%。高技术产业投资持续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1.3%、11.8%。如果扣除房地产投资，民间投资增长9.1%，说明私人投资者对经济的信心和投资意愿稳步提升。这有力地反驳了一些西方专家“国进民退，民间投资断崖跌落”的不实论断。

　　从居民消费需求来看，消费增长明显加快，2023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8%，超过GDP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消费增长加快的趋势也进一步体现在9月份的零售数据上。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5%，比上月加快0.9个百分点。另外，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国内旅游出游8.26亿人次，较 2019 年增长 4.1%，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7534.3 亿元人民币，较 2019 年增长 1.5%。由此可见，消费者信心加速恢复，有效地增强了消费增长的动力。

　　从对外贸易来看，2023年前三季度出口176025亿元，增长0.6%；进口131996亿元，下降1.2%。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44029亿元。出口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全球需求低迷和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资料显示，各国每年新出台的贸易壁垒政策自2019年以来显著增加，2022年达到近3000项。IMF预测2023年全球贸易仅增长0.9%。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尤为重要。中国既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运用激励政策来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又要协助出口企业提升出口能力，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出口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1—7月中国汽车出口253.3万辆，增长67.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将超过4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稳超100万辆。这是中国产业升级、向价值链高端迈进的里程碑。同时，中国电动汽车的生产和出口有助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加速绿色转型。

　　房地产逐步企稳与新的增长引擎 

　　一些西方评论家称中国因“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处于“金融崩溃的边缘”。这种解读是错误的。诚然，房地产行业必须降温、出清，中国就此提出了“房住不炒”定位和“三条红线”政策。当前房地产行业的放缓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房地产行业正经历着一个调整过程，在此期间，房地产开发商需要完成未完成的项目，推进去杠杆化并进行业内整合。这可能会给一些投资者和债权人带来经济利益上的冲击，但有助于遏制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其原因在于，第一，房地产开发商的银行直接融资仅占银行贷款余额的一小部分；第二，在中国，购房者通常交付一定比例的首付，也不轻易违约欠付贷款；第三，与当年的日本不同，中国企业没有广泛、大量地使用房地产作为抵押贷款；第四，不同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化、债券化；第五，房地产行业的债务主要是内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有能力随时向银行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和资本支持。

　　种种证据表明，中国房地产行业出现巨额损失或爆发广泛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极小。未来在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的推动下，房地产行业将逐步企稳。在供给方面，如上所述，信贷仍会流向房地产开发商以完成其未完工的住房项目。保障房建设以及城中村改造计划也将为房地产行业增添供给动力。在需求方面，近期出台的政策，如放宽首付比例要求、下调房贷利率、购房契税退税新规定等，都将有助于鼓励购房需求。当然，由于城市化和人口增长放缓，房地产行业的规模很难再回到高峰时期的水平。今后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寻找替代增长引擎来取代房地产行业的大规模投资。而这样的增长引擎应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正如习近平主席及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强调的那样，中国必须促进创新驱动、先进生产力引领的发展。近年来，中国研发经费投入保持较快增长，2022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30782.9亿元，占GDP的2.54%。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推动下，在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和民间投资基金的支持下，中国在科技发展方面的投资和生产持续蓬勃发展。中国目前在人工智能、5G通信技术、量子计算等战略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也加速了从“制造”向“智造”的跨越式转变。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下降，金融资源被更多地引导至工业部门，继续为工业生产和创新提供支持。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对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投资将继续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并对民间投资科技创新起到引导作用、发挥挤入效应。

　　私募股权和私人信贷也在引导投资进入高科技产业和提供融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科技融资方面的政策支持，包括为高技术行业债券发行提供便利、完善监管推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健康发展，将有助于激励民间资本进入高技术产业。此外，尽管外国直接投资（FDI）总体增长趋势放缓，但2023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7.9%，高技术制造业引资增长28.8%，这是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科技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有动力去寻求回报丰厚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中国推出了欢迎外商投资的表态和政策。例如，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提出6方面24条政策措施，继续吸引外国投资者进入理想的投资方向和领域。FDI不仅可以提供资本，更重要的是可以提供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对中国科技创新发展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

　　其次，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踏上需求再平衡之旅。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鉴于投资提高了供给能力，需要通过某种形式的最终需求来平衡，无论是家庭或政府消费，还是净出口。随着中国人民变得更加富裕，加上外部需求疲软，中国更需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实际上，2010—2021年间，中国家庭消费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57%（投资的平均贡献率约为42%，净出口的平均贡献率约为1%）。然而，新冠疫情和封控措施影响了消费者信心，楼市调整削弱了财富效应，消费需求受到挑战。因此，出台有效的经济政策支持居民消费势在必行。

　　从长远考虑提升居民消费 

　　习近平主席指出，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西方学者提出用现金发放来刺激消费，中国一些地方也的确推出了消费券，但现金发放并不是一种持续有效刺激消费的方式。因为，如果无法提升消费者的信心和收入，临时发放的现金很可能会被存起来以备急需，或者是，一旦发放的现金被耗尽，消费者马上减少消费。因此，提升居民消费要从长远考虑。

　　第一，鼓励并提供条件让私营部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提高工资水平。2023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共提出了8方面31条举措，将有助于激励企业家精神，创造更多就业和收入增长的机会。此外，保护劳动者（特别是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和提高工资标准的政策也将有利于收入和消费增长。

　　第二，中央政府可以推出全面就业保障计划，由中央财政资助，在地方创造就业机会。这些工作对于私营部门来说可能“无利可图”，但它们具有社会价值，可以雇佣年轻人特别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并提供培训，培养工作技能、增加工作经验，从而帮助他们在有合适的私营工作机会时过渡到私营部门工作。全面就业保障不仅可以促进对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创造社会价值，还能使就业、收入和消费形成良性循环。与现金发放相比，全面就业保障计划的资金成本实际上更低。而且，由于针对性强，用于保障全面就业的财政支出效率会更高。也就是说，资金流向了那些真正需要它们、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人。2022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此外，全面就业保障计划还间接减少了对失业保险金和补助金、低收入群体补贴等福利支出的需求，对财政的净需求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还要低。最后，公共就业机会创造社会所需的商品和服务，而供应的增加会抑制通胀压力。总之，中央政府有充足的财政空间来资助全面就业保障计划。

　　第三，地方财政支出对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保障民生具有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增强地方政府进行逆周期支出和支付债务的能力。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调控不但可行，而且有利于政府整体债务结构的改善。当然，地方政府要严格按照规定履行财政职责，平衡收支，有效管理债务。严格贯彻执行将地方政府债务（包括显性和隐性债务）和地方政府官员履职考评挂钩，能起到一定的监管与制衡作用。

　　综上分析，中国经济正在企稳回升。尽管存在挑战，中国经济大盘仍然稳中有升，同时政府还拥有充足的政策工具来引导和支持经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中国2023年GDP增长率的预计分别为5.4%和5.1%，与中国经济全年增长5%的预期目标相符合。由此可见，有根有据的观察和研究都会使人们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而与某些西方媒体和智库耸人听闻的“中国经济终结论”大相径庭。中国将继续坚定决心、务实进取，发展开放、包容、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经济。

　　（作者系美国威拉姆特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