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在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历史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术探索中，体现了融通中、西、马的思想追求，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侯外庐学派”范式，凝铸了朴实而伟岸的崇高人格。

　　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

　　在李大钊“搞理论应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入手，从原著中汲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谛”指导下，侯外庐以十年之功翻译《资本论》，不仅获得“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而且准确把握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两大原创性贡献。侯外庐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他的经济学造诣在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最为深湛，其从经济学入手研究社会史的治学路径更是独树一帜。通过反思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侯外庐明确地把“生产方式”界说为“特殊的生产手段与特殊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突出了“劳动力”即实践主体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生产力和社会形态演变的决定力量，牢牢把握了“劳动发展史”和“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之真谛，避免了“见物不见人”的理解偏颇。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创立唯物史观，侯外庐在经济学研究中体悟唯物史观，这对当代准确把握唯物史观、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

　　《共产党宣言》1872年版序言提出唯物史观“一般原理”与“实际运用”相统一，毛泽东指出“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矛盾论之精髓，这种实践的共殊辩证法亦是侯外庐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侯外庐既肯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的普遍性，又注重考察生产手段与劳动力结合的特殊性；既肯定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普遍性，又强调具体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既肯定中国思想史合乎世界思想史的一般规律，又着重探索其特殊的、有个性的运动路径。只有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视野看待中华文明，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呈现“我国数千年来智识宝藏的真面目”，进行“批判的接受与发扬”，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侯外庐既注重马克思主义“义理”的完整性、系统性和精神实质，又主张以“引申和发展”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20世纪30—40年代，毛泽东倡导“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张岱年批评对待“新唯物论”的“墨守的态度”“盲目反对的态度”“修正的态度”而主张“发挥扩充”。唯有基于中国具体实际、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侯外庐的学术实践表明，“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是创造“历史学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先决条件。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涉猎第一手的中国古代史料，侯外庐自觉承担起“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的重大课题，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古代史料结合起来，作统一的研究”，倡导“以中国人的立场分析中国的问题”，“不为古人所役，也不为欧美所使，以求从掘发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中，走出一条中国化的道路”。这与毛泽东“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异曲同工，都是旨在确立中国人民生活实践和思想文化的民族主体性。

　　张岂之认为：“既继承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优良传统，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作为研究的指导”，是以侯外庐为代表的“中国思想通史”学派的鲜明特色。方克立指出：“郭沫若、侯外庐、张岱年等学者就已经开始用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来分析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华文明体现了中华民族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之有机统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既要讲清楚中华文明体现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具体形态，也要讲清楚独特的中华文明对全人类的普遍意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侯外庐等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要侧重于阐明中华文明“特殊的合规律的运动路径”，论证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前途。他认为“古代文明路径在一般的合法则性中，复包含了特殊的合法则性”，“既要理解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一般规律……又要从中国封建历史上具体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去发现其特殊的规律”，要揭示中国思想史生成和变革的独特传统、处理人生与变革现实的特殊方式，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侯外庐“把社会史和思想史有机地结成一个系统进行研究”，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等唯物史观原理的生动体现。思想研究不是从文本到文本、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演，理论创新不是书斋里的向壁虚构。基于历史实践，才能揭示思想史的生成规律；基于当代实践，才能体悟历史学的现实意义。更进一步来说，笔者认同李学勤所说侯外庐是“通过思想史的研究来看社会，研究社会史”，认为侯外庐的理论旨归是社会史或现实生活本身；他批判地考察实践主体的生存状况，目的是揭示“现实的历史的人”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具体条件。

　　追求真理与价值的统一

　　侯外庐坚持“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深刻体悟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真理与价值的高度统一，追求在学术上与政治上“成熟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侯外庐坚持实事求是与为人民立言相统一，坚持“不立异亦不苟同”的严谨态度，“其取自前人者皆不掠美，其出于创获者亦当之不疑，要以真理的追求为旨皈”。他与世界历史研究者商榷“亚细亚生产方法”，与郭沫若商榷屈原思想的性质，提出中西文明起源路径说和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说等，都体现出他所倡导的“科学上的诚实态度”，这是马克思“自由的科学研究”与中国“修辞立其诚”优秀传统的有机统一。治学到一定阶段，政治操守、道德修为就成为学术境界的最大制约。侯外庐有着坚定的人民立场和深邃的政治眼光，这是他能够跨越法律、经济学、社会史、思想史、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融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古典文献、西方文化，创立范式、开宗立派的重要原因。学界公认侯外庐学派有着鲜明的“学术个性”，唯有“朴实”而又“独立自得”的人格，才能创造“有个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

　　侯外庐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自1928年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毕生忠诚于党的事业。全面抗日战争之初，他遵照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指示，起草《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宣言》，被南汉宸喻称为“谭派马克思”；1942年，周恩来同志希望侯外庐“根据时代的需要，研究一些中国近代史或近代思想史的问题”，他即改变原定的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古各朝思想史的写作计划而撰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晚年的侯外庐，把自己的学术成就“首先归功于党”。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是因为深切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根本宗旨，形成了“追求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基调，终生“信仰人民，信仰将来”，注重“个性的发展”“个性之自觉”，着重阐发中国古代思想的人民性因素。“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侯外庐实际上是在探求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中国传统人民性思想的契合与融通。

　　同一切思想家一样，侯外庐史学研究亦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但其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问题意识、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治学路径、学贵自得与阐微决疑相统一的学术风格、“学术公器，惟百家争鸣，乃能有进”的求真精神，则具有恒久的范式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方克立文献整理及思想研究”（23BZX04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