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和平，一切都无从谈起。和平是我们最大的共同利益，也是各国人民最大的共同期盼。我们要做地区和平的建设者和守护者，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携手应对威胁破坏和平的各种负面因素”。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焦点、热点、难点问题层出不穷，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面对各种挑战与危机，唯有坚持团结合作，从和平的视角出发，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围绕和平这一人类文明史上的经典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刘成，德国费西塔大学教授、南京大学客座教授埃贡·施皮格尔（Egon Spiegel），请他们结合各自的研究经历阐述和平学的发展现状、重要价值和时代意义。
和平学核心理念源于东方
《中国社会科学报》：两位专家在和平学研究与教学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你们选择和平学的初衷是什么？
2001年，联合国启动“为世界儿童建设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计划，和平事业为全世界所关注。我（刘成）与和平学的“相遇”也要追溯到2001年，那一年，我所任教的南京大学与英国考文垂大学建立合作关系，为和平学引入中国打下基础。考文垂与南京有着相似的创伤记忆，其以“和解与宽恕”的方式处理战争创伤，并在考文垂大学设立和平学中心。为此，两所大学共同设计了一个和平学的中英高校合作项目，并且得到了英国文化协会的资助。在该项目的支持下，我在2003年以访问学者身份来到考文垂大学和平学中心，系统学习和平学主干课程并进行相关学术研究。在考文垂的经历令人耳目一新，触发了我对和平问题及人生意义的重新认识，改变了我过去的一些固有观点。后来，通过多次参加培训学习、国际国内会议，以及自己在和平学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我对和平学的认识与理解逐步丰富起来。作为一名大学教授，除了教书育人，还应关心人类生存与社会公正，对世界的进步负有责任与担当。对我而言，开辟和平学“第二战场”并不容易。我的专业是英国史，对和平学的这份坚守，让我既要保持对英国史专业的付出，又要将另一半的时间精力投入和平学的研究、教学和推广上。学界的师长对我有善意的劝导，建议我专注从事已有很好基础的英国史研究。经过慎重考虑，我最终选择了一条兼顾英国史与和平学的职业道路，尽可能做到专业学术与社会责任的平衡。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落户南京大学，我担任教席主持人，推广和平学的责任更大了。随着中国和平学的发展，国内越来越认识到和平学的重要性，高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同仁也开始更多了解和平学。中国和平学的发展表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作为一个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德国人，我（施皮格尔）的父亲曾是一名士兵，我的母亲在战争中失去了三个兄弟，并一直向我讲述他们的故事，这给我的心灵留下了创伤。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我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深恶痛绝。从学生时代起，在学习和整个职业生涯中，我都在广泛深入地探索和平行动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爱好和平、崇尚和平，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和平理念的当代诠释。和平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中外学者对和平学的理解有差异吗？
和平学是二战后诞生的一门新学科，具有跨学科性质，包括和平研究、和平教育与和平活动三大部分。和平学探究预防、消减和化解冲突的非暴力方案，分析冲突的结构机制，创建实现和平的知识与实践体系。和平学是人类社会的“医生”，关注各类暴力（直接暴力、结构暴力、文化暴力、生态暴力）造成的痛苦，“诊断”暴力的状态，“预测”暴力的变化，通过“治疗”减少暴力（消极和平）并改善环境（积极和平）。人们对和平的追求可能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英文的Peace源于拉丁文Pax，意思是霸权秩序下的战争缺失。中文的“和平”具有和谐、稳定与秩序的意涵。和平学最初产生于欧美国家，但其核心理念源于东方，比如印度的非暴力思想，中国的“阴阳平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兼爱非攻”“化干戈为玉帛”等思想。积极和平的概念建立在对广泛社会条件的理解之上，认为公正与平等是和平的根本因素，主张消除建立在阶级、年龄、宗教、种族、性别等基础上的各种形式的歧视，关注未来的、持久的、全面的和平。这与中国文化对于和平的理解是相通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积极和平的理念被东西方国家更多人接受。随着和平学在全球普及，中国文化更多地为世人所熟知、接纳，世界各国对和平丰富内涵的理解及通过和平方式化解冲突的认知，都会不断趋同。
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基督教的历史充斥着战争、奴役和对原住民的迫害，而其众所周知的宗教传统却是“倡导”和平伦理，其目的不仅在于非暴力的人际交往，还在于相应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依赖于 “第三种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学反映了共存的各个层面，从个人、家庭到国际，这涉及一个最终无法获得的第三方，甘地将其表述为“真理的力量”。在统治者使用战争和暴力手段的同时，社会上总是伴随着批判暴力的反向运动，并得到某些哲学和神学流派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明确的和平学得以确立，许多大学都开设了和平研究课程，对和平的理解超越了传统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中的理解，并将和平与非暴力联系在一起。
和平学的创建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平学在中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艾伦·亨特（Alan Hunter）认为，中国和平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工具、思想、研究材料和灵感，并形成了处理复杂而有挑战性问题的一套方式。和平学主张追求和平的目标和手段必须一致，和平大树藏在和平种子里。中国学者一开始对和平学也存在疑问。比如：非暴力解决冲突的方式能够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方式促进人类真正与持久的和平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思想可以丰富与拓展和平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途径吗？尽管如此，和平学还是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他们逐步意识到这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范式，中国的大学应该有和平学，这值得中国学者花费气力进行推广。在中国普及和平学必将被历史证明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目标是将和平学在中国全面推广开来，希望和平学也能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学科。这个目标的实现困难重重，但我们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南京大学为中国和平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其标志是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在南京大学的设立。经过20年的发展，和平学在中国逐步壮大，主要成绩包括开设和平学课程、翻译和平学经典著作、出版和平学教材、创办和平学集刊、建立和平学研究机构等。中国积极开展各类和平学学术活动，推动江苏南京、湖南芷江、山东潍坊、河南登封等城市的“国际和平城市”建设，加强与国际和平学机构的联系，创设了南京和平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介绍一下和平学在国外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1948年，美国曼彻斯特学院开设了和平学研究项目。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和平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奠定了和平学的学科基础。1959年在挪威成立的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极具代表性，首任所长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1964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本和平学期刊《和平研究杂志》。1959年，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创办了英国最早的和平研究中心。同在195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创办了冲突化解研究中心。因此，学界一般将1959年作为和平学发展史的起点，和平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了。1963年，美国学者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等人在瑞典创办了和平研究协会，1973年更名为和平学会。该组织举办国际会议并创办了《冲突解决杂志》和《冲突管理与和平学》两本专业期刊。1966年，约翰·W. 伯顿（John W. Burton）在伦敦大学学院建立了冲突分析中心，为冲突化解研究作出了理论贡献。1962年，在埃莉斯·M.博尔丁（Elise M. Boulding）的领导下，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下设国际和平研究咨询委员会，1963年起出版《国际和平研究通讯》。1964年，和平史学会成立，该协会1972年创办了杂志《和平与变革：和平研究杂志》。1964年国际和平研究协会成立，这是和平学发展的里程碑，约翰·加尔通、埃莉斯·M. 博尔丁和肯尼斯·E.博尔丁（Kenneth E. Boulding）夫妇、伯特·罗林（Bert Rolling）等人为协会的创建作出了贡献。国际和平研究协会是和平学领域的全球专业学术机构，规模最大、影响力极高，获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该协会致力于促进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为全世界的学者和教育家提供接触平台，鼓励研究成果应用于国际和平事业，交流和平研究的成果信息。该协会下设多个专题委员会，分别专注某个和平主题，协会在各大洲有隶属的分会组织。在国际和平研究协会成立后，和平学逐步扩展到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的很多国家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一个独立而开放的学术研究领域逐步成熟。
创建和平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和平学在中国和国际上取得的重大学术成果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哪些积极意义？
和平学早期研究集中于消极和平，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生转向，更加关注通过积极和平来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类矛盾与挑战。积极和平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自然和平：强调物种之间的合作而非斗争。二是直接的积极和平：强调言辞和物质上的仁爱，关心所有人的基本需求、生存、幸福、自由和身份，爱是其缩影，即身体、思想和心灵的交融。三是结构的积极和平：以自由取代压制，以平等取代剥削，完成取代的方式是对话、整合、团结、参与，而不是渗透、分割、孤立、边缘化。四是文化的积极和平：以和平的合法性代替暴力的合法性，在宗教、法律、意识形态、语言、艺术和科学内，在学校、大学和媒体中，建立一种积极的和平文化，发挥人们的不同才能。积极和平超越了传统的和平定义，丰富了和平内涵，成为和平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提倡积极和平是中国和平学发展工作的重点，如今积极和平的概念已经广为人知。
创建和平文化是实现积极和平的重要基础，中国和平学研究坚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的和平文化理念。1999年10月6日，联合国大会在第53/243号决议中通过了《和平文化宣言》和《和平文化行动纲领》。这两份文件强调弘扬造福于人类及其子孙后代的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发展延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所秉持的理念，即“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然而，在发展中国和平学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一些因素依然影响着和平文化主题的实现。在传统安全方面，霸权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在世界许多地区，领土、宗教和种族问题引起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气候变化、资源危机、恐怖活动等直接影响着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平稳定。如何建设和平的世界，创建和平文化，改善人类环境，促进国家、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平等，这涉及和平学中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的问题。和平环境是个体发展的基础，世界上许多地区和人民仍处于战争之中，各种形式的暴力仍在发生。和平不是一切，但没有和平，一切都将不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和平学存在哪些问题或挑战？应重点关注哪些领域或议题？
和平需要滋养和培育，然后才能成为现实。世界历史上，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伤害，在全球化时代，人们更难承受战争之重。然而，战争似乎依然是现实世界挥之不去的阴霾，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一些人产生“和平学过于理想化”的偏见。其实，和平学产生于二战之后，人们对战争进行深刻反思，希望终止暴力解决冲突的方式，开始探究如何用非暴力方式实现冲突的转化，特别是从结构、文化、生态层面开展研究，并试图揭示各种暴力的根源及其和平解决方案。针对当今世界存在的分裂主义倾向，和平学关于联盟和邦联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管理世界和考虑地区利益。
就中国和平学而言，第一本和平学译著《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出版于 2003年，第一部和平学高校教材《和平学》出版于2006年，第一套青少年和平教育读本《和平成长丛书》出版于2009年并入选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书目，之后又推出了《和平学译丛》《国际和平城市丛书》《中学和平教育》等。2015年9月，我们二人合作出版《全球化世界的和平建设：图解和平学》（汉英对照），“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在为本书所做的序中写道：“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的全球和平学著作！”2022年起，《和平研究》编辑出版，这是中国首本和平学专业集刊。开展和平教育的目标是为和平社会培养“和平的人”，2020年以来，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和平教育方面。通过和平教育课程在南京的先试先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南京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正在与韩国和日本的和平教育专家合作，开展题为“东北亚和平教育课程共同指南”的项目研究。
和平研究、教育与活动蓬勃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世界上一些地区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和平显得尤为珍贵，和平问题的解决尤为迫切。对此，和平学可以提供哪些方案？
暴力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伤害，这也是和平学的根本动力。历史经验表明，那些存在于社会微观领域以及国家内部和国际冲突中的暴力行为，是无效而没有意义的，且损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现代社会，人类有足够的智慧去寻找其他解决冲突的方式，即通过非暴力方式实现冲突的转化来达到化解冲突的目的。和平学可以为指导和平建设提供一种途径，为人们非暴力地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提供基础。和平学必须立足于非暴力实践，并实际应用于日常生活和全球社会。和平学的方法与暴力手段截然不同，不以消减而以资源为导向。人们可以将和平世界理解为一个共同体，其起步于共同利益和相互理解。第二步的特征是相互宽容，第三步是在超越宽容之上的相互接纳，第四步是尊重其他的传统和情感，最高也是最后的步骤是彼此的联合。世界将依然需要政治，特别是成功对冲突进行管理的政治活动，但世界更需要的是一种管理，对共同生活的所有层面进行良好而可持续的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和平学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未来将如何推动和平学更好更快发展？
和平学包括三个领域：和平研究、和平教育、和平活动。和平研究涉及各个相关学科，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医学、宗教学、法学、经济学等，以和平作为研究的价值导向。和平教育以和平研究为基础，其目的是获得通过非暴力实践实现和平的知识和技能。和平活动被用于描述以和平为导向的非暴力运动和非制度化（有时甚至是反制度化）的和平运动，议题涉及反对种族歧视、保障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动物等。和平活动在政治观点上的内容和目标，体现于很多大学的和平学项目之中。今天的和平学内涵广泛，包括通过冲突转化实现冲突化解的各方面问题，而不限于政治层面。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40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设立了和平学项目，和平学具有从证书教育到博士教育的完整教育架构。和平学专业的学生在本科阶段的学习内容包括上面提到的三个领域，在研究生阶段选择其中一个类别作为他们的专业方向。“和平研究”方向的学生毕业后往往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和平教育”方向的学生主要是做教师；“和平活动”方向的学生可以在和平组织或相关政府部门内工作。取得博士学位者多在高校或有关和平问题的机构中工作。和平学的学习是一种跨学科、国际化的学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参与丰富的国内外实践活动。考虑到学习计划的整体性，我们认为理想的情况是让学生接受本、硕、博七年连贯培养。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平学的教育体系应该有不同的特色并关注不同的主题。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倡导者与捍卫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此，从和平学角度如何理解？
中国传统思想和历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和平理念，中国外交一直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近年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彰显出中国作为一个维护和平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是世界和平的倡导者与捍卫者。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宗教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分为四种不同模型，各国的选择不尽相同。第一种是“自我”模型，即认为自己的文化、宗教和民族是最好的、更优越的。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认识里，一切“他者”不可相提并论。第二种是“多元”模型，是一个不同文化、宗教和国家共存的现实世界。在各方追求平等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激烈竞争、敌对、暴力甚至战争。第三种是“互动”模型，认为各个文化、宗教和民族是通过相互作用、交流与合作而存在与发展。第四种“融合”是最高层次的模型，即所有人坐在同一条船上，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有共同的经验、愿望和挑战（例如生态问题），并在全球社会网络中结为一个整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融合”模型的目标和途径，是中国文化和智慧的产物，是实现和平的非暴力途径，集中体现了中国的和平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还有哪些有关和平学方面的内容想向读者介绍？
和平不仅是没有战争，而且意味着饥饿、难民、污染等问题的消除，从而创建和谐共生的全球环境。这样一种和平目标是人类社会伟大也极富挑战性的工程，需要所有人的持久努力和不懈探索。
和平学的核心是在社会微观、中观和宏观世界中尽可能推进非暴力式共存，因此也是对暴力的批判。和平学着眼于构建能够战胜暴力的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关注生活中积极的一面以及人们具有的和平潜能。和平学致力于帮助改变人们看待生活的视角，在和平或非暴力的基础上塑造世界。和平学应当在高度复杂的和平研究的基础上，向人们提供和平教育与和平活动的概念，并传授适当的技能。在原则上，和平学要改变人们的视角，从经典的基于暴力的冲突化解，转向基于非暴力的策略和方法的冲突转化。和平学也使人们的焦点从批判暴力（削减导向）转向非暴力援助（资源导向），包括对暴力现象的批判以及对暴力相关挑战的坚定回应。世界丰富多彩、包罗万象，促进和平建设注定是个需要持续努力的进程，而我们对和平的思考也必然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