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知识领域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界定，例如，欧洲经济史专家研究从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另一些知识领域则处于多个学科的交叉点，其研究对象、方法和边界只能逐渐摸索形成。我所从事的宗教人类学研究就是这种情况。我尝试将以下两个研究领域进行交叉：一是我所关注的仪式，一个团体正是通过仪式而赋予自身存在的意义；另一个是比较经学，通过阅读各种经典文本，从中提取出一些思维模式。这些模式往往关系到人类如何理解世界、世界的起源及命运，它们也在仪式活动中得到体现。例如，在进行舞蹈编排或创作具有特殊意义的文本时，人类使用诸如圆圈、正方形、三角形等图形，这些图形的组合其实就表达了一种思维模式。我在对《淮南子》的一项研究中，探讨过这种“结构性修辞”的原则。在许多方面，研究“礼”和“经”的交叉点是人类学为解读心智所作出的努力之一。目前，这一研究表现出三个特点：鲜明的中国特色、青年学者的崛起，以及促进不同文明之间更深入的对话。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和赫伯特·芬加莱特（Herbert Fingarette）等学者不断在学术界推广“仪式研究”，并且展示了对仪式具体实施方式的关注以及它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结构和思维结构。这些学者都意识到，仪式研究的进路有着深远的中国根源。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的学者也懂得如何对组织集体生活的仪式进行反思。例如，西塞罗《论占卜》探讨了占卜程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同样，《圣经》中讲述了公元前538年以后，巴比伦流亡之后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家园，并且提供了对于与重建相伴的仪式规范和民族志学的描述。

　　相比之下，古代中国的很多文本，尤其是儒家经典著作，提供了关于仪式的系统性和反思性的见解。仪式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凯瑟琳·贝尔（Catherine Bell）就是一位汉学家，这并非巧合。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认为，仪式的发明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只有遵守正确的礼仪才能确保社会的正常运作。荀子对仪式形式和惯例极为看重，这并非孤例。在历史上，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实践体系，赋予了仪式（礼）极高的地位。很多思想家都强调，仪式是一种教育个人和集体、体现制度化伦理关怀和进行资源分享的重要手段。它使得人类社会与宇宙秩序和谐相处，同时它也提供了超越基于法律和惩罚的治理方式。可以说，对“礼”的理解和重视因作者和历史环境而异。

　　在当代思想家中，需要提及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其最新著作《仪式的消失：当下的世界》以家庭住宅的模式来呈现仪式——家庭的居所帮助我们在空间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排列其他地标。同样，仪式在人类与时间的关系中引入了认知上的区分，从而能够展开一种时间上的筹划。正如韩炳哲所言，“仪式的消失”深深地破坏了基本的社会现象和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当仪式消失时，我们便无家可归。

　　青年学者崛起

　　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学者开始研究仪式和经典以解释社会模式和心智模式。2023年，我编辑了《宗教》（Religions）中的一期特刊，主题为“宗教叙事中的情节和修辞模式”。除了我和另一位作者外，其余作者都是中国青年学者，其中许多人现今或曾在复旦大学工作或就读。部分作者在上海的学术机构如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海事大学、华东神学院进行教学或研究，还有一位青年学者刚开始在浙江大学教学。这些青年学者展现了他们在比较经典领域和宗教人类学研究方面的活力，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中国南方地区，很多寺庙通过河流和商业往来而联系在一起构成宗教网络，这种模式不同于中国北方地区基于村庄而形成的宗教网络，因此需要创造新的概念来理解中国南方地区的宗教结构。并且，中国南方地区的宗教群体互动深入而频繁。此外，很多中国青年学者精通经学，这一传统保持至今，他们积累了比较经典研究领域的深厚专业知识，获得了解读文本模式的新方法，更能让他们敏锐地感知到不同经典文本中的宗教含义。

　　《宗教》特刊中的论文展示了目前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方法。例如，通过对文本的结构分析，中国学者付博熙研究了《孟子》（以及中国其他古代文本）如何赋予水元素一种近乎神圣的地位，这种地位通过一个遵循水之循环的叙事模式得以凸显。水循环揭示了地上和天上的现实：关注水的特质（谦卑、柔顺、柔弱外表下隐藏的力量）能够让观察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心”，以及心与天之间的密切联系。此外，这些隐喻具有转化的能力，它们旨在触发主体意识中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将表现在一个人分辨、决策、行动（或无为）的方式上。

　　韩国学者柳旻定的研究核心也是《孟子》文本。据其研究，注疏《孟子》的朝鲜王朝士人们并未将《孟子》的内容与其修辞构成分开看待。他们认为，识别各种修辞特点，尤其是文本构成的模式，近乎于接受和吸收《孟子》的道。换句话说，文本模式揭示了道在所有现实事物中的运作方式。

　　中国学者刘沙聚焦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于1632年撰写的教育著作《童幼教育》。高一志用动物对后代的爱作类比，说明人类需要认真对待子女的教育，以及他们需要效仿的模范。高一志建立了一个从动物世界到贤人世界、再到圣人世界的递进关系，这一升华的结构将儒家和天主教的相关阐述结合在一起。在此，这种愈加明显的修辞手法延伸为一种整体叙述，说明了自然界和超自然界之间的连续性。

　　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

　　试想一下，当我们将不同传统的经典文本放在一起阅读时，会发生什么？读者会在阅读过程中发生哪些变化？对经典文本的比较阅读，是否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角度？如何看待其中的每种文化？经典文本与新的读者之间不断扩展的对话，是否赋予前者一种新的启示，从而使我们能够共同迈向全球智慧时代？

　　在历史长河中，不同的仪式传统在相互接触中形成了一种隐性对话。仪式的相遇创造了新的意义，在今天尤为如此。仪式不是被“说出来的”而是被“活出来的”，在一个共享的社会空间中，各种传统仪式并行不悖。仪式的并行常常为彼此带来无意识的改变，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明末清初，基督徒葬礼在中国的演变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儒家和民间元素逐渐融入天主教的礼仪之中。

　　更一般地说，仪式有助于塑造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关系性。一些学者认为“仪式共生”（ritual conviviality）可以成为跨文化、跨信仰和跨社区之间对话方式的新表达。相反，跨文化对话也可以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仪式：对话需要建立和遵守口头交流的规则，需要相互尊重，需要分享。当交流规则被确立和遵守时，我们的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就逐渐扩展了。对话基本上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语言游戏，其规则可以经由互动双方的同意而不断修改和丰富。对话中的误解通常发生在某一方自行修改了交流规则且对相互理解的程度过于自信的时候。通过严格遵守其规则，对话的仪式化将逐渐丰富参与者之间的交流。因此，关注“礼仪之力”不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还是一个伦理性和纲领性的问题，因为我们日常仪式的活力和质量表达了且决定了我们人际和社会交流的活力和质量。

　　总之，不同文化与文本之间的对话，难道不应该采取“仪式”的形式吗？难道这样的对话不应该遵循传统上作为仪式标记的那些规则（谨慎、礼貌、关注细节）而进行吗？这种方法难道不能克服过度理性和过度功利的对话观念吗？换言之，如果没有仪式来推动对话的展开，那么对话真的能够发生吗？如此种种，都使我们在仪式与经典之间继续探索，通过研究逐步揭示社会模式与心智模式发展的过程中所涌现出的新问题与获得的新发现。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