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一直试图描述、定义和分类道德的概念，或者回答什么是“善”以及“做善事”。近年来，由于心理学等新兴学科和跨学科视角的加入，使得学界对道德问题的讨论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与道德议题引起的激烈争论一样，关于“共同善”（common good）这一概念的定义也会根据不同的需求以及不同的价值观而发生变化。但如果把具体的道德问题放在一边，转而关注作为一个概念的“共同善”更广泛的方面，很可能会找到其中的一些共通原则。近日，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商业与法律学院高级讲师梅丽莎·惠勒（Melissa Wheeler）、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管理与营销系副教授塞缪尔·威尔逊（Samuel Wilson）等人在《英国社会心理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发表文章称，一个有效的定义有利于学术界和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为“共同善”采取行动，从而更好地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共同善”理论的历史发展

　　西方规范伦理学的三大流派展现出不同的视角，从强调道德品质的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到康德的义务论和绝对命令，再到边沁的快乐最大化和痛苦最小化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每一个思想流派都与其他学派有很大的不同。由于道德的理论如此之多，而且常常形成冲突，因此，要就道德理论的构成达成一致是一项持续至今的挑战，更不用说一个良好和公正的社会的构成以及如何实现，即何为“共同善”。文章回顾了“共同善”的历史概念，梳理了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

　　“共同善”作为一个规范性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含义充满了分歧。柏拉图设想了一个理想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为了一个和谐社会的“共同善”，私人财产和家庭将被放弃。而亚里士多德则根据公共共享的幸福来定义“共同善”，其关键要素是智慧和美德。随着17世纪社会契约理论的兴起，“共同善”的概念得到了更持久的关注，那时的部分学者认为，人们应该放弃绝对的自由以换取社区生活的利益和安全。大约在这一时期，“共同善”的概念从对道德美德的关注和对美好社会的理想愿景转变为对个人物质福祉的关注。随后，18世纪和19世纪的思想家，如功利主义者边沁和穆勒认为，正确的行动是为社会创造最大的“效用”。随着现代社会转向关注物质福利和造福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条件，20世纪，学者见证了对道路、学校等公共产品以及清洁空气、清洁水等公共资源的日益关注。21世纪，像乔姆斯基等学者以各种肯定和批判的方式提到了“共同善”这一概念。

　　包括政府、政策制定者、企业和学者在内的各个利益相关者，都存在一种道德义务感，即要做出促进“共同善”的决策。近期，学术研究领域越来越重视“共同善”，“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公共利益技术”等理念的出现就是例证。然而，鉴于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面临气候变化、健康危机、技术威胁等日益复杂的问题，实现“共同善”正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日益增加的政治分裂和冲突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挑战。

　　运用大型语言模型分析和提炼

　　在社会科学中，社会心理学特别适合用来研究社会共有的内隐态度、信念和联想。例如，近期有一项研究使用语义分析来检测人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使用的日常语言中的社会和文化偏见。因此，社会心理学提供了一种富有成效的方法来发现和描述“共同善”的概念。基于人们对美德或什么是“善”的思考方式的相似性，“共同善”的潜在组成部分可能在人们之间共享。社会心理学中的民间理论（folk theory）是一种世俗信仰，代表了个人对周围世界非正式和主观的理解。道德观念，如“共同善”，渗透到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感知中，并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体现出来。曾有研究发现，道德体验的发生是频繁的，如果道德事件在日常生活中如此突出，那么包括“共同善”在内的道德话题，可能会被谈论、描述和讨论。

　　传统上，研究人员依靠定性研究来构建民间理论。然而，最近心理学研究方法上的进步导致了大规模语言数据分析等高效计算技术的普及。语言查询和单词计数（LIWC）等文本分析软件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研究，用以分析大型文本语料库的趋势。LIWC能够高效可靠地解析大量文本数据，可以使社会心理学研究人员检查嵌入语言中的思维和交流的文化模式，以识别和理解“共同善”等概念。社会心理学家通过要求人们对一些难以捉摸的概念给出自己的定义，可以整理出出现频次较高的词汇，并从文本的集合中获得一种共同的文化理解。

　　惠勒等人通过社会心理学的民间理论方法，采集了澳大利亚1万多人对于“共同善”的定义信息，并通过语言分析工具来分析上述信息，得出了关于“共同善”定义的9个主要方面：符合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结果；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决策和行动；为了公众的最大利益；服务于全国人民而不是个人利益；服务于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服务于群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为公民的利益服务；关心并为所有人做正确的事；实现共同利益所需的道德原则。这些方面在政治倾向不同的参与者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差异，这意味着人们对“共同善”的概念存在共识。

　　这9个主题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概念结构，可以被提炼成“共同善”的三个核心方面，分别与结果、原则和利益相关者有关。第一类描述了与“共同善”相关的目标和结果，例如，被视为符合大多数人最佳利益的决策和行动。第二类是指与“共同善”相关的原则以及实现“共同善”的过程和实践。第三类涉及构成社区或有权享有“共同善”及其利益的社区的利益相关者。由此威尔逊等人总结出了“共同善”的一种定义：“共同善”致力于为大多数人实现可能的最佳结果，其基础是在伦理和道德上健全的决策，并因决策的背景而异。从根本上说，“共同善”既指那些服务于特定社区所有成员的“商品”，也指实现“共同善”时与环境相关的伦理过程和实践。由于定义具有语境依赖，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探讨“共同善”的含义是否以及如何在不同的背景（如跨文化比较视域）、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道德群体”（如持有不同道德和哲学观点的人群）之间发生转变。

　　未来研究需扩大数据范围

　　目前，公共领域有许多关于“共同善”及其同义词的引用，且这些道德概念的含义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或不言而喻的。惠勒等人认为，这一假设与这些概念定义存在争议的情况并不一致。有了较为明确的定义，利益相关者就能更好地理解人们是如何看待“共同善”，从而作出更明智的决定，为共同利益服务，并制定战略争取公众对决策的支持。因此，达成关于“共同善”的共同概念至关重要，有助于将分裂的社会聚集在一起以便共同应对各类威胁。

　　惠勒等人表示，尽管确定了对“共同善”的共同理解，但还是需要承认，人们在共享一些理念的同时，在个人优先考虑的社会和道德问题以及认为应该实现“共同善”的实际方法方面依旧存在分歧。例如，最近的研究表明，人们非常关心公平的问题，但却在如何看待公平问题上产生不同观点。有的人从社会秩序的视角出发，关注过程或如何实现公平正义；有的人则更关心产生公平的结果。双方都关注不平等议题，但在讨论或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方面，双方的看法往往不一致。如果双方愿意从寻找共同点开始，然后以开放的态度讨论存在分歧的领域，互相学习对方的优势，更有助于分解和处理棘手问题。

　　惠勒等人总结了此次研究的不足之处。虽然此次研究提供了对“共同善”概念结构的新见解，但并未提供超出文本表面所揭示的信息。调查过程中没有对参与者进行采访，以了解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个人生活经历如何影响其对“共同善”的看法，也没有尝试进一步解析文本，以解释参与者回答背后的意义或背景，因此还有待进行更深入的定性研究。此外，该研究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调查样本是2018—2021年的澳大利亚人，这意味着分析中揭示的概念结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在该研究的基础上，将数据收集的范围扩大到不同的地理、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中，以了解不同的背景如何影响人们对“共同善”的意义和结构进行概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