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西方提出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来,这一说辞遭到国际学术界的诸多诟病。很多国际学者认为，这一话语暴露出西方国家利益至上的全球统治野心，其本质是一种“西方优先”的霸权秩序。在国际社会层面，这套话语的推行和实践则给当前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非洲社会科学联合会前副主席、喀麦隆雅温得第一大学教授、中国非洲研究院国际顾问委员会非方委员恩科洛·福埃（Nkolo Foé）。福埃表示，西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试图在现有国际法体系之外建立另一套“例外主义”的国际标准，与以联合国为基础的真正多边主义相违背。在这一西方国家人为制造的所谓秩序之中，“以民主对抗威权主义”和“以自由对抗极权主义”被大肆鼓吹，为世界带来了分裂，给全球文明对话造成了隔阂与冲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机制作为一支塑造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致力于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勇毅前行。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试图用英美法取代国际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西方国家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一种有悖国际法的“规则”，请阐述这一观点。

　　福埃：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21世纪初伊拉克战争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体系之中的国家，正在陆续放弃其曾经在冷战时期许下的“与世界其他国家同在”的承诺。西方国家主张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其本质为一套由西方自己定义的规则。然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法律与1899年、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继承下来的诸多国际公约、宣言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海牙和平会议最早奠定了国际多边主义机制形成史上的一系列里程碑。

　　我们知道，国际法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特征和积极秩序意义的公约，它的形成根据协商一致的规则起草和通过——这一点与盎格鲁—撒克逊法律支持不成文的惯例、判例法，以及出于个别的、特别的决定而制定规则的做法不同。作为先例据以决案的法院判决，判例法是英美法系法律的重要渊源。在遵循先例的制度下，法院必须遵循历史上先前作出的判决。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一些主要的国际条约于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被修订和改写，以适应盎格鲁—撒克逊法律的需要。一些美国当权人士坚信，美国霸权的建立须通过将盎格鲁—撒克逊法律体系尤其是美国的法律体系扩展和应用到世界其他地区。这种偏颇的认知导致国际法逐渐瓦解，而美国则急于用自己的规则取而代之。

　　2022年6月北约马德里峰会举行后，北约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马德里峰会宣言》中申明，他们决心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于这一“说辞”，金砖国家表示强烈反对和严正谴责。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中的成员，金砖国家始终把以联合国为基础的真正多边主义作为一切国际行为的依据。2023年4月，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俄罗斯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之际，主持了题为“通过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实现有效的多边主义”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在讲话中，拉夫罗夫回顾了联合国宗旨，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会议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实行“强者统治”、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取代国际法普遍准则从而维持单极世界秩序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目前，一些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喜好和私利歪曲国际法，通过增加未经协商一致决议数量和分裂性投票以破坏联合国系统运作。然而，金砖国家不接受“双重标准”、不接受国际法被有选择地适用、不接受一些国家蔑视安理会决议的做法。金砖国家坚决反对将国际司法机构工具化以谋求与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背道而驰的行为。这一重塑国际秩序的坚决态度在2023年8月的《约翰内斯堡宣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过去的20年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一贡献率达到了80%。如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GDP占世界GDP总量的40%，而40年前这一比例为24%。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的背景之下，金砖国家的最初诞生是发展中国家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和政治霸权的回应，金砖国家的蓬勃发展意味着全球南方国家已经无法继续容忍在为发展而寻求资源的进程中所遭受的不公平外部限制。这些限制除了经济和金融性质的种种压制措施，也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遏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助长美国立法域外扩张

　　《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已经终结，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在，对此，您如何看待？

　　福埃：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虽然已终结，但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然遭受着这一体系的翻版——“华盛顿共识”的灾难性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的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施了一系列结构性调整计划，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了一份有关政治可行性的报告。这份报告清楚地显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何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性调整计划来塑造他国内部政策。

　　此外，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专家们也通过相关研究承认了这两大机构对全球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通过仔细研究20世纪90年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经济危机期间紧缩措施的实施情况，包括对最贫困人口的粮食和燃料消费补贴、工资、公务员制度、医疗保健私有化后，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出的所谓“消灭贫穷计划”提出批评。他认为，在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在使用着“几乎同样有效”的金融和财政手段。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时准备好提供数十亿美元来救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但当涉及帮助穷人时，哪怕款项很低，就会声称没有更多的资金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还表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带来的危机期间和之后表现最优异的国家，正是那些拒绝遵循美国财政部标准做法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最为出色的是中国，它通过采取扩张性的货币和预算政策避免了经济衰退。在这方面，中国的做法不同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国财政部强加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模式。中国经验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渡过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借鉴：一个人必须有智慧和勇气走自己的路，而对于一个国家亦是如此。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形成了绝对优势地位。然而，实践证明，美元实为美国将其立法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并以此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如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找到一种美元的替代货币，以当地货币进行贸易。对此，《约翰内斯堡宣言》作出历史性决定，要求财长和央行行长们研究金砖国家本币合作、支付工具和平台。若以当地货币进行业务结算能够成为现实，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将从此失去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战略原材料流通控制、施加权力和压力的手段。

　　中国倡议与西方计划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中国在金砖合作以及全球南方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

　　福埃：作为金砖集团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体量占其70%。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中无可争议的引领者。只要聆听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上的讲话，阅读《约翰内斯堡宣言》，就能感受到历史上万隆会议精神的再次焕发。今日中国的外交主张继承了1955年万隆会议关于各国人民和各民族应享有自决权利的主张理念。中国充分意识到，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自决权利构成了充分享有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这一权利与《联合国宪章》相关原则是一致的。

　　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上的一系列讲话，不仅具有纲领性意义，也极具哲学意味。其中，习近平主席所作的题为《团结协作谋发展 勇于担当促和平》的讲话，因其内容连贯性、思想深度以及展现出的对于正在形成的新型国际秩序的启示性而引起了众多国际观察员的热议。他在讲话中肯定了金砖国家作为塑造国际格局重要力量的作用。在习近平主席看来，国际规则应由各方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之上制定和维护，而非由那些实力最强或声音最大的国家来决定。习近平主席也曾多次表达对坚持真正多边主义的期望，从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

　　为实现这一目标，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系列包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在内的全球性倡议与理念。如今，金砖国家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耦合正在迅速形成，与七国集团提出的一系列倡议、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和美国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形成鲜明对比。共建“一带一路”的非洲国家有幸成为世界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利益攸关者。然而，中非伙伴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以及这一关系模式的吸引力，在西方国家却遭受了非议。许多欧美国家拒绝承认中国倡议的友好性质，声称这些倡议可能会危及非洲治理的改善。一些西方理论家甚至扬言称，中非伙伴关系被工具化，并用于为专制政权提供庇护。

　　然而，今天，许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并承认中非伙伴关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非洲—欧洲伙伴关系相比的优越性。即使是曾经中非合作论坛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倡议以及《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首个三年规划的吸引力。不少西方学者承认，这一规划拥有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融资水平，它涵盖了基础设施、工业化、技术转让、高质量生产所需技能培训等广阔领域。相反，在非洲—欧洲伙伴关系中，有一些政治条款借尊重和保护人权之名，赤裸裸地把经济和贸易合作、欧洲对非发展援助与所谓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联系起来。

　　对和平的向往永远不会停止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您如何看待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行动？

　　福埃：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不断扩大军事联盟和势力范围，一直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空间为成本。人权和民主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恐吓其前殖民地从而企图干涉他国内政、限制他国主权的幌子。在西方制造的诸如“人道主义干预”“自由帝国主义”等术语和概念的名义之下，广大非洲国家和伊拉克、叙利亚等中东国家遭到北约的肆意蹂躏。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各国的和平与正义斗争运动。1956年7月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埃及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攻击，而中国第一时间给予援助。

　　当前，中国正在一个新世界的到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把所有如同中国这样爱好和平、向往繁荣的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中国反复重申，将努力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坚决维护其应有的国际利益。中国拒绝参与大国之间的竞争，不断对西方宣扬的“修昔底德陷阱”予以驳斥。正如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所言，随着中国变大变强，中国将希望做自己认为的中国，要大家接受它是中国，而非成为西方的名誉会员。

　　如今，世界面临着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是选择追求合作与互联，抑或选择走向分裂与对抗？是选择维护和平与稳定，抑或选择走向新冷战深渊的临界点？中国深知，应以开放和包容促繁荣，否则就会因为少数国家的武断和恐吓行为而陷入萧条；应以相互交流促相互信任，否则就会让傲慢与偏见蒙蔽良心。

　　今天的中国依旧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使命，依旧提醒着历史上第三世界曾为争取民族解放进行斗争的鲜活记忆。要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必须深化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兄弟国家的友谊与合作，加强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团结力量。在和合共生、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中国愿同勇于坚守和平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的外交关系。面对冷战思维的回归，习近平主席坚定地向世界传达出反对“零和博弈”的立场。正如他所发出的强音：“我们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共同捍卫发展权利，共同走向现代化，代表着人类社会前进方向，必将深刻影响世界发展进程。”在中国共产党卓尔有效的领导之下，今天的中国用切实行动向世界证明，霸权并非中国的基因，中国对和平的向往永远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