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日，“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在故宫文华殿开幕，来自故宫博物院、法国凡尔赛宫以及其他收藏机构的文物精品展现当时中法两国的政治交往史和文化交流史。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西方的交往合作既体现在馆藏历史文物上，也体现在历史建筑保护修缮上。20多年前，一批国内外古建修复专家来到故宫宁寿宫花园，精心重现宁寿宫花园的昔日光彩。宁寿宫花园位于宁寿宫后区西部的窄长地段内，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四十一年（1776）改建宁寿宫时建成，又称乾隆花园。围绕宁寿宫花园的修缮，本报记者采访了负责宁寿宫花园修复项目的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原总工程师王时伟和美国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原副总裁、杜兰大学建筑学院荣休教授约翰·H. 斯塔布斯（John H. Stubbs）。

　　中国园林建筑的文化魅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文化的角度看，宁寿宫花园彰显出哪些魅力？

　　王时伟：宁寿宫主体建筑叫皇极殿，皇极殿是重檐庑殿顶，其等级与太和殿相同，只是体量小一点。宁寿宫花园不大，占地10亩左右，南北有160米长，东西宽约40米，用建筑分割成4个院落。乾隆是清朝下江南次数最多的皇帝，因此宁寿宫花园具有南方园林的特征。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位于北方的皇家园林大都借鉴了私家园林的造园手法，用建筑围成小的空间，分成几个院落，打造不同的景观。紫禁城有四个花园。沿中轴线经前三殿后三宫到北门出来有个御花园。西边有两个花园，其中一个是复建的建福宫花园，基本不开放。还有一个慈宁宫花园，西半部都是慈宁宫、寿安宫等太后居所，近几年才开放。此外就是东边的宁寿宫花园，即我们俗称的乾隆花园。

　　乾隆在位的时候，说自己只做60年皇帝。宁寿宫花园是乾隆为休闲养老而建造的花园，为此，他改造了紫禁城的整个东部区域。业界公认这个花园虽然不大，但从造园手法和格局上都堪称经典，艺术造诣很高，融入了乾隆的审美情趣。有人说乾隆把故宫的文化特点浓缩在宁寿宫花园里边，这个说法有夸张的成分，但他确实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浓缩到了整个宁寿宫，体现在花园中的各类建筑上。比如倦勤斋虽然空间不大，其戏台的空间处理却极为精妙。符望阁从外观上看是一座两层的阁楼，它的室内装饰分成很多小的空间，且难以找到入口和出口，俗称“迷楼”。这些设计体现了中国休闲文化的情结与情趣。乾隆在宁寿宫花园里把那个时代的很多意境发挥到了极致，代表性极强。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建筑学的角度看，宁寿宫花园体现出中国古代建筑的哪些特征？

　　王时伟：宁寿宫花园有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从园林造型来讲，它划分为四个空间，根据中国的造园原理，都各具特色。从南边开始，第一个空间一进门就是山屏的遮挡，但不会给人走投无路的绝望感。底下有弯弯的石径，过了山屏通过石径进去后，视线豁然开朗，曲径通幽。禊赏亭里还有一个流杯渠。东晋时，王羲之邀请40余位文人墨客到今浙江绍兴的兰亭雅集，借助当地的一处天然水道，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后来题写出《兰亭集序》。流杯渠就体现出《兰亭集序》中曲水流觞的意境。北京有几处流杯渠，恭王府和香山各有一处，都是后来在建筑里开凿的水渠。第一个空间有流杯渠；第二个空间是四合院；第三个空间则叠满了山石，山上山下有山洞，体现出不同的景观；第四个空间是符望阁。从造园手法、空间处理上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技法。

　　第二个特点是室内装饰集大成。每个房间里用的材质工艺都不一样。室内装饰多用硬木、紫檀木、楠木等，每个空间的构成、采用的工艺丰富多彩。皇家的建筑有很严格的等级要求。比如，前三殿是举行大典、办理政务的地方，后三宫是日常生活的地方。建筑的形式、等级都有规定，对彩画、纹饰等都有要求。庭院里边就灵活很多，各种形式的建筑造型都有，亭台楼阁、彩画的山水花鸟都很丰富，不会局限于龙的纹饰。皇家文化是中国古代的代表性文化之一，皇家也有足够的建造能力，比如竹丝镶嵌是用一根一根拉成的细竹丝拼成图案，不惜成本。在修复时，我们到浙江东阳找来工匠修复。

　　用高超技术保护非凡艺术

　　《中国社会科学报》：修复倦勤斋的意义是什么？

　　斯塔布斯：1996—2011年间，我管理过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内诸多与中国有关的保护项目，包括北京先农坛，四川三星堆，云南的沙溪古镇、团山古村，甘肃天水胡氏古民居等。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选择这些项目，是因为它们在保护方面各自面临不同的挑战。当时，我们花了两年时间挑选故宫里保护难度最高的建筑，最后发现倦勤斋面临典型挑战。倦勤斋极为精美且细节复杂，乾隆统治期间调动当时最优秀的人才设计和建造了倦勤斋。在乾隆选择的退休后居住区域中，大约还有14座其他建筑拥有类似的高质量内部装饰，但它在1915年前后却遭到废弃。

　　保护倦勤斋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单一的建筑物进行修复，而且是为了保护故宫整体的文化遗产。此外，保护团队运用了专业技术和知识修缮这一情况复杂而价值极高的历史建筑，为未来更多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实践经验。就我个人而言，我在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兰大学等众多机构举办了数百场讲座，不少专业听众都惊叹于倦勤斋非凡的艺术特色和保护过程中使用的高超技术。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修复过程中遇到哪些技术上的挑战？

　　斯塔布斯：在修复与保护倦勤斋的过程中，团队遇到了一系列特殊的建筑学和博物馆学方面的挑战。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选择此项目的一大原因是，响应故宫博物院当时对室内装饰物修复的技术援助需求。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为故宫的保护团队提供了资金支持和建筑保护技术培训，双方将倦勤斋保护项目视作我们共同开发和执行的示范项目。此外，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专门为故宫的保护实验室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以推动研究和修复大幅丝绸画。

　　团队在修复过程中遇到的主要挑战包括：确保建筑结构完整性和外壳的防水性；修复和保护精细的建筑固定装饰和配件，如木制品、竹屏风、壁龛木雕；修复或复制极为罕见的双面绣制屏风和壁龛座位的靠垫、坐垫等织物；修复纸面仿真透视画布上的所有桑皮纸画；修复并重新雕刻壁龛屏风中缺失的白玉镶嵌；清洁、保护和重画戏台斑竹纹彩绘；清洁和保护入口门框内部的立体景泰蓝铭文；清洁和打磨整个地面上的釉面方形陶瓦地板；在阁楼区域引入中央空调系统，设置特殊湿度控制，确保建筑精细装饰特别是丝绸画作的相对湿度恒定等。

　　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全程参与了2004—2009年间开展的倦勤斋保护和修复项目，包括鉴定、选择、规划、启动、执行、完成和记录。我们与故宫博物院召开了20多次会议，故宫博物院在项目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出色。

　　多学科合作的“研究型”修复

　　《中国社会科学报》：清代宫廷通景画不仅使用中国传统的绢与矿物质颜料，而且采用中国传统的裱糊方式，是“西法中化”的结合。修复倦勤斋通景画遵循的最重要理念是什么？

　　王时伟：宁寿宫花园最初的修复项目是从倦勤斋开始的，21世纪初，我们和由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组建的文物修复专家团队共同启动了倦勤斋修复项目，由于合作愉快，大家成就感都很强，于是2006年又将合作领域扩大到了宁寿宫花园。倦勤斋北边墙、西边墙、屋顶都绘制着通景画，出自乾隆年间宫廷画师郎世宁及其中国徒弟王幼学之笔。圆明园和故宫的西花园（建福宫花园）里的敬胜斋以前也有通景画，可惜全部被毁损了，倦勤斋的通景画是仅存的一幅。

　　在基本保护理念方面，西方主要遵守“最小干预”原则，意味着应尽少碰触文物。修复过程体现了多种理念的交叉，一般的文物保护理念讲求坚持传统概念、传统工艺、传统技法、传统材料。但修复的过程中，我们倡导传统要与科技结合，根据构成文化遗产的不同载体、材质，分情况采取策略，不盲从单一的标准和概念。这就是倦勤斋修复的最大特点。

　　基于前期调研，我们发现这幅画采用了中国书画装裱技术。几经研究，我们决定将画揭下，通过数字方式将画整体扫描记录下来，然后交付给书画装裱室，重新进行清洗和脱裱，再将缺失的部分补上，最后在画面上做一层固色。故宫拥有国内顶尖的书画装裱技术，我们团队的书画修复能力非常强，有传统技艺保证。

　　《中国社会科学报》：修复文物与科学研究密不可分，倦勤斋修复过程中采用了哪些“研究型”的修复和保护方法？

　　王时伟：20世纪80年代，故宫已经开始接触国外的公益组织和机构。因为故宫是一个大型的古建筑群遗产，有大量馆藏文物，地位很高，所以很多国外机构愿意来保护故宫的文化遗产。建福宫花园在20世纪20年代被烧成了废墟。20世纪90年代，香港的基金会找到国家文物局，表示想复建建福宫花园。我带着团队设计并用混凝土复建起来以后用做库房，因为当时故宫还没有建地下库房，很多文物都还在老房子里存着，所以迫切需要一个库房。

　　后来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也与故宫联系，最终选择倦勤斋这个蕴含丰富历史文化价值的项目。随后双方建立了工作组，通过初步磨合确立了一个基本思路，那就是要投入很大的精力，要做前期研究，先判断能不能修，心里要有底。在历史文化层面，我们成立了专项办公室，整合了古建部、负责宫廷文物的宫廷部、负责修复的科技部这三个部门进行针对性研究。此前保护修复都是就事论事，需要修建筑的就专门修建筑，需要修复器物就找各个修复厂（现在叫文保科技部）。但是修复倦勤斋这么一个特殊的综合体需要前期研究和多学科合作，也因此开创了各部门各专业通力合作的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也在后来的故宫文物修复项目中得以广泛采用。故宫前任院长单霁翔当时还提出了延续性修复。倦勤斋浓缩了许多中国文化特征，集合了乾隆喜欢的很多与文化有关的东西。

　　很多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只局限于馆藏可移动文物，少有像修缮倦勤斋这样对建筑本身进行分析修复的。倦勤斋建筑立面浓缩了各种材质，隔扇有的嵌瓷片，有的嵌玉、珐琅，竹丝镶嵌、隔扇芯里的双面绣等各种工艺也是应有尽有，浓缩在各个空间内部，所以倦勤斋很有研究价值。倦勤斋中大量的室内装饰浓缩了中国传统工艺的做法和材质，我们查阅档案后发现这些作品当年是南方工匠做的，现在也还有掌握相关工艺的工匠，因此去南方调研、寻找传承相关手工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期用相同的传统工艺修复文物。

　　一个综合性的项目往往面临方方面面的课题。只涉及某个具体单项的情况下，问题会少很多，比如材质如何，工艺能否实现等。这就需要多学科协作，分门别类地去做调查研究。前期的调查研究要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三方面进行评估。此项目对文物整体性保护、研究和多学科合作，对全国的文物保护项目都具有示范作用。

　　传统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修复文物既要遵循传统工艺，也要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如何实现二者的完美结合？

　　王时伟：这也是近几年新诞生的理念。各大博物馆都设有用于文物保护的分析工作室，比如故宫的“文物医院”。很多现代仪器被用于分析文物的材质和工艺等。实际上，在修复宁寿宫花园的时候，我们已经开了先河。美国的油漆分析师苏珊·巴克（Susan Buck）在倦勤斋开展了封闭研究，用X光对文物进行分析。现在对于每一种材质的研究都要经过取样这一步骤。例如，对书画装裱纸取样分析后发现其材质是桑皮纸，是一种手工制造的纸。于是我们到四川、安徽、浙江等地寻找这种纸张，最后发现安徽的手工造纸技术传承得很好。只要当代还能做，我们就会坚持使用基本的、传统的技法和材料等。有一些工艺在档案中有记载，我们会去实地考察。比如，苏绣有很多大师，我们经过比较和调研，在苏州找到很多工坊，实地考察其工艺是否被完整传承下来。

　　我们针对不同的材质采用不同方法，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加大科学分析研究。例如，木质戏台外表彩绘的斑竹图案，由于年代久远，画迹已经开始脱落。我们经过调研以后基本按传统工艺来绘制。但经过分析，我们也发现有些传统方法不太科学，比如彩画画完之后要罩一层光油，但是光油不耐久。后来我们采用了现代的保护材料，比如B72等。

　　随着科技发展，数字化在文物保护领域的运用越来越广泛，贯穿了宁寿宫花园前期修复和整个保护过程。故宫的数字化单位采用了较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做了紫禁城整体和倦勤斋的室内数据采集，并通过后期制作实现VR展示。其中，采集难度最大的要属山石，因为山石的构造非常复杂，为此，我们和清华大学的团队共同研究，调动了各种手段和仪器，包括三维扫描和摄影测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了确保倦勤斋能够长期保存，修复团队采取了哪些措施？

　　斯塔布斯：整个修复过程中，我们只选用最高质量的修复干预措施。同时，我们为故宫博物院团队提供培训，提升了专家队伍在丝绸画作保护、绣品复制、竹丝镶嵌工艺以及复杂历史建筑物内部和家具的空调系统设置等方面的技术水平。此外，我们还进行了全面的建筑保护规划和项目逐点开发，在保护实验室和概念层面进行了技术交流。为了加强国际合作，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邀请了6位中国专家访问美国五大亚洲艺术保护实验室，故宫博物院也向我们展示了北京和安徽的保护方法和传统工艺技术。项目结束后，我们还通过讲座、案例研究和课程向全世界的听众分享倦勤斋保护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倦勤斋会对外开放吗？

　　王时伟：我们当年与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开展合作的时候，大家达成一致共识——修复完毕以后要对公众开放。但是，就区域开放的环境条件而言，它是一个私人空间，空间很小，所以不可能大面积对公众开放。有人建议进行预约性开放，每次允许五六名观众参观，会安排工作人员讲解，上午两批，下午两批，预约参观需要额外收费。由于管理方面存在困难，所以暂未推动此项目，但未来应该会向公众开放。目前，我们开发了一个数字化网络系统，采集倦勤斋的室内数据后，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看到倦勤斋内部的九间房，倦勤斋是故宫最早实现数字化的建筑。

　　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修缮完毕后将来如何开放与管理。这个300多平方米的建筑里浓缩了很多不同的文物，如画作、丝织品、手工雕刻制品等。倦勤斋好比一个“大展柜”，里面陈列有很多文物，特别是大量的纸质文物，还有很多竹木雕刻文物，我们要在这个浓缩的空间里延续文物的生命，就需要采取科技手段，不能将文物完全放置在自然环境中。我们与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沟通后，基金会聘请了美国专家，针对相关环境控制开展研究。比如，纸类需要控制湿度，前期我们在自然条件下，在各个房间挂上了温湿度仪表，获取到自然环境条件下的温湿度数据，在此基础上采取措施，添加设备，根据综合指标对温度和湿度进行控制。

　　这个过程对科学性的要求很高。过去展柜是恒温恒湿，即采用恒定的指标。但目前来看，这种状态也并不理想，因为文物的材质各异，比如出土的很多东西都已经有几千年之久，很多丝织品、漆器保存在什么环境、干预的手段是否科学，这些都需要深入探究，从而更科学地控制指标。故宫太和殿和养心殿的室内原状物件都处于自然状态下。我们采取了多种保护手段，多年观察显示，控制结果比较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