篝火，或许是点燃故事的最佳符号——人们在夜晚围绕着篝火讲起故事。可在韩炳哲（Byung-Chul Han）看来，篝火已经熄灭，取而代之的是数字屏幕。“任何的故事化形式，都无法重新点燃那团把人聚在一起相互讲述故事的篝火。”这位韩裔德国哲学学者在他近期出版的《叙事的危机》一书中表示，我们进入了“后叙事时代”。

　　叙事危机的概念不是第一次被提出。早在1936年，面对大众报刊的兴起，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就作出预言，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讲故事开始逐渐隐退而作古，这是因为消息传播与讲故事的精神背道而驰。在近一个世纪的隐退之后，随着媒介变迁特别是数字媒介的到来，叙事终于被逼到死角。

　　近来，哲学、文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都在尝试揭示和破解这一困局。社交媒体、自媒体等数字媒体作为当下人们讲述和交流的主要载体，成为各学科的审视对象。各类数字媒体上有无数丰富多彩的个人叙事，却往往被发现是“无引力的”，“缺乏真理时刻”。或者说，看似热闹的“故事化”背后是“无故事化”。

　　社交媒体改写叙事方式

　　数字媒体上源源不断的新鲜事，在算法指挥下持续涌现，令人应接不暇。它造成了一种迷思：叙事危机并不存在，新媒体正催生出新的叙事生机。

　　韩炳哲撕开了这一假象。“社交平台上的‘故事’同样无法消除叙事真空。那不过是色情的自我展现或个人广告。发帖、点赞和分享等消费主义行为加剧了叙事的危机。”在他看来，信息与讲述截然不同，信息强化偶然性经验，讲述则将随机性转化为必然性。尽管社交媒体提供了大量的偶然性话语，但就叙事而言，缺少存在的强度。

　　“智能手机时代共情的丧失充分说明，智能手机并不是一种讲故事的媒介。仅从技术配置看，智能手机就很难讲故事。点击和滑动屏幕不是叙事的姿态。智能手机只能加速信息交流。”韩炳哲的媒介观与本雅明一脉相承，他对智能手机的看法与本雅明当初对大众报刊的态度也如出一辙。

　　多项研究显示，数字媒介上快速的信息流动并未促进有效沟通和形成共识，反而导致观点极化。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公共政策教授克里斯·贝尔（Chris Bail）将社交媒体比作“棱镜”，它无法如实反映外在世界，而是会扭曲用户对他人和自我的认知。他提出，即便社交媒体能够促使用户广泛接触不同观点，他们也难以走出“回声室”，其思想会倾向于变得更加狭隘和极端。德国汉堡大学传播学教授迈克尔·布吕格曼（Michael Brüggemann）等人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的观点极化给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带来了破坏性影响。

　　这与数字媒体的叙事特征有关，碎片化的个人“微叙事”剥离开信息场景，既无意义，也没有“光晕”，只剩下观点和情绪。这种观点和情绪也是结构性的，为封闭的认识论、固化的立场以及利益所左右。时间加速让数字媒体叙事变得破碎，故事的空心化、结构化同时发生。这样的叙事其实是一种反叙事，“故事化”成为“去故事化”或“无故事化”，造成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上虽有无尽的新鲜事，却没有叙事意义上的故事，因为这些信息最终都流向了偶然性的经验之河。

　　谈及叙事真空、后叙事时代等名词，英国伯明翰大学应用语言学教授鲁思·佩奇（Ruth Page）对本报记者表示，作为一名话语分析领域的学者，她对人们理解故事的方式、人类如何使用技术以及人们可能会问的关于故事结局的问题感兴趣。比起带来更多确定性，佩奇认为，在社交媒体上讲述的故事具有一种更突出的潜力，那就是作为一种提示，促使人们对故事可能告诉他们的内容提出批判性问题。

　　“无故事”背后的流量逻辑

　　“纯粹消磨时间，给人家贡献点儿流量。”一位短视频受众在谈到从观看中获得了什么时这样说。流量对她而言，既不陌生，也不隐蔽。

　　观察和采访使用短视频的受众可以发现，伴随着充满魔性的背景笑声，他们跟着一起大笑，然而那些“欢笑属于他们自己”的时刻其实并不多。放下手机，笑容从脸上消失，那些欢笑仿佛也随着流量被冲走。或者说，在刚刚过去的一次长时段的观看经历中，受众是否获得了真正的欢乐体验，是令人怀疑的。某种程度上，那些欢笑不过是算法的产物，而流量逻辑统治着算法。

　　“加速的信息交换超出了我们意识的控制。交际越来越多地由外部控制。它似乎服从于一个由算法操纵的自动化机械过程，可我们对此却不自知，任由算法摆布。人退化成了可被操控和利用的数据记录。”韩炳哲注意到了算法的操控，他没有使用“流量”一词。据他分析，现在数字平台上的“讲故事”（storytelling）以“卖故事”（storyselling）为目的，而贩卖故事实质上是贩卖情绪，这些故事不是真实的叙事。“数字平台不进行讲述，只进行叠加。”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叠加起来无法构成故事，只能汇成流量。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传播学系荣休教授丹·席勒（Dan Schiller）告诉记者，流量不是数字媒体的特有产物。150多年来，商业媒体都在为广告追求流量，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再到互联网，流量构成也从读者演变为观众再到用户。“不同之处在于社交媒体能测算和监测流量的精准度，这些数据构成了用户的个人画像，被数字平台用于攫取商业利益。”席勒说。

　　传统媒体机构通常在内容生产与经营之间设有一道“防火墙”，防止流量冲击内容生产。可这道“防火墙”对很多自媒体来说并不存在，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个人直接面对流量。当依靠流量获利成为唯一驱动时，流量逻辑自然就成为大量自媒体运行机制的底层逻辑。流量逻辑在叙事层面的悖论在于，对于讲述者而言，讲述者想给或者能给受众讲什么并不重要，受众想听什么才重要。讲述者以放弃主体性来换取流量，这一逻辑悖论决定了许多自媒体讲述者口中故事的空心化和结构化，此时叙事危机即是“无故事”危机。

　　回归叙事的“真理时刻”

　　“一旦讲述的建构性被看穿，便不存在内在的真理时刻。”韩炳哲提炼出“微叙事”基于建构性的真正缺陷：缺乏真理时刻。他建议身在信息和数据海洋之中的人们，去寻找“叙事的锚地”。至于锚地在何处，他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信息失去“真理时刻”的原因之一是时间加速。时间加速剥离了数字媒体信息的历史感，使得其“停留时间不会超过它为人所知的那一刻”。在时间里顺流而下无法到达“叙事的锚地”，因为锚地是静止的，只有减速才能靠近它。作为“减速运动”一部分的“慢新闻”（slow journalism）应运而生。德国媒体人在《慢传媒宣言》中为“慢新闻”制定的原则包括，致力于高品质内容而非追求数量，推广“单任务”媒介实践而非碎片化的“多线程”媒介参与，反对对于信息时效性的极端追求等。由英国传统媒体人创办的数字媒体《延迟满足》（Delayed Gratification）被视为“慢新闻”代表，每年发行四期，只刊登长篇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不追逐突发新闻，自我定位是“突发新闻的最后报道者”。

　　信息失去“真理时刻”的另一原因是无法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即不能建立“讲述与倾听的共同体”。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评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曾用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诗句描述20世纪的信息困境，“到处都是水，却没有一滴可以解渴”。今天的人们面临另一种困境，数字媒体上到处都是故事，但没有多少与自己真正相关。而故事在新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正是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美国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认为，新闻的主要功能是为受众创造出“审美体验”，帮助他们理解自身生活并使其与所在国家、城镇和阶层建立关联。“真理时刻”存在于这些关联之上。

　　既然在数字平台上很难进行耗费时间的叙事实践，许多用户开始尝试离开平台，找回“下线”的权利，拒绝“永久在线，永久连接”。有被采访者表示要“抵挡住诱惑”，不再把时间浪费在空虚的娱乐上，从一开始就打住，而不是在虚度数小时时光后后悔不迭，却在第二天重蹈覆辙。“翻开一本纸质书可能渐渐会变成一种微小的反抗之举——无论多么短暂，都尝试去摆脱网络生活带来的持续的过度刺激。”这是英国爱丁堡大学英语文学与图书史教授汤姆·摩尔（Tom Mole）给出的建议。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常江注意到，一种作为媒介抵抗文化的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 minimalism）正在兴起。数字极简主义是一种通过降低对数字媒体的使用频率和参与程度来表达对平台“数据殖民”的拒斥态度，并尝试在一定程度上重建前数字时代有机文化生活的媒介实践。常江是一名研究数字新闻和数字媒介的学者，同时也是一名数字极简主义的践行者，从大约2016年起就不再发朋友圈，短视频更是工作之外“碰都不碰”。

　　“2015、2016年的时候，我发现微信作为一个超级应用，对我的生活和工作入侵得太厉害了，我开始失去对日常生活的支配性。”常江说。于是，他以退为进，尝试有限度的“数字戒断”，从数字极简主义中重申主体性。

　　美国乔治城大学数字伦理中心科研教授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相信，在人与数字工具的关系问题上，“少”往往意味着“多”。由快到慢、从多至少，为回归叙事的“真理时刻”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