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是否被困在象牙塔中?是否应该与大众生活产生更多互动?是否应该积极采取行动应对现实问题?学术界对此展开了激烈讨论。本报记者围绕人文学科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争论双方各自的观点、人文学科可以带来的现实影响等问题,采访了美国康奈尔大学英语文学教授卡罗琳·莱文(Caroline Levine)。
追溯学术与世俗隔绝的历史
莱文告诉本报记者,长期以来,在人文科学研究中都有将学术与世俗剥离的传统。许多思想家都反对学者参与政治。自古罗马思想家塞内加(Seneca)、塔西佗(Tacitus)和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开始,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就认为学者有义务远离政治辩论以保持朴素的超脱,因为追求权力和私利会腐蚀真正的知识(authentic knowledge)。古代基督教神学家奥利金(Origen,又译为俄利根)和哲罗姆(Jerome,又译为圣杰罗姆)将这一观点又向前推进一步,他们坚持学者应当与世俗权力分离,以求获得超凡脱俗的理解,这种“学者—僧侣”的观念持续了几个世纪。在如今西方的高校里,特别是在文理学院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观点及其影响的痕迹。莱文表示,即使是那些憧憬乌托邦式未来的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作家,通常也会避免阐述为实现这些目标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美国学者路易斯·奥林(Louis L. Orlin)在其发表于1981年的文章《非政治性大学的概念》中写道:“学者只在一些讨论主题的内部技术性细节问题上有内容输出,除此之外,投身学术就意味着没有观点。这种观念十分普遍,甚至成为了某种神话。”如今,这场争论仍然存在于各个学科之间,讨论仍旧十分激烈。许多人认为,学者从未完全脱离自身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与自己有关的世俗利益,学者需要采取行动来改造那些由传统精英主导的领域。
莱文认为,学术界不能将知识与世俗价值分开。学者在选择研究某些项目或探寻某些问题时有各自的动机,这些动机和抉择都与学者所看重的东西相关,即与学者的认知有关。相关的价值观念未必涉及权力或私利。例如,有些学者努力了解现实社会和历史变革进程,其背后的推动力是对社会正义和集体繁荣的迫切渴望,他们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目标在当前条件下是否可能实现?如果存在可能性,又该如何实现?
人文学科应思考有意义的行动
美国康奈尔大学意大利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凯伦·平库斯(Karen Pinkus)提醒人们,在这一饱受争议的问题上需要警惕“实用的暴政”(tyranny of the practical)。美国文学批评家、纽约大学英语教授约翰·吉罗里(John Guillory)也表示,文学自有其价值,不需要服务于社会使命。美国哈佛大学英语和非洲及非裔美国人研究助理教授杰西·麦卡锡(Jesse McCarthy)认为艺术能治愈心灵,给人愉悦和慰藉,不应当服务于政治。他表示,人文学科的学者专注于“解读”,包括对审美对象的诸多阐释、对事物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的探索,因此应当为学者留出开放、充足的自由空间。一旦这种开放性受到限制,学者的某些求索甚至无法被认作是人文主义的探索。
对此,莱文反问道,为什么要将开放性作为人文科学领域的唯一价值观念呢?她表示,西方较为重视审美体验,这一点具有悠久的传统。审美体验能够打破常规,帮助人们停下来质疑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学者们经常对那些模棱两可、开放式的艺术和文学作品表达赞赏,因为这些作品能让人们认识到在复杂的问题面前不存在简单答案。按照部分艺术和人文科学领域的思想家们的观点,当下,人们尤为迫切需要这种开放式的停顿与思考,因为在如今的西方,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在推动人们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
莱文认为,从经济利益出发有其道理,但随着气候危机加剧,她开始对此感到担忧。她一直在思考怎样的行动才算是有意义的行动,以及人文学科的学者应如何阻止事态向着最糟糕的方向发展,结果发现,对于许多深耕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这些问题相当陌生。莱文表示,人文学科领域的思想家坚持不作为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学者们应当积极采取行动,为解决政治、社会等领域的问题贡献力量。从气候危机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当前世界上紧迫且重大的问题都与人、文化和社会密切相关,而人文学科可以帮助人类理解这些问题。
莱文尤其强调,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人文学科的学者应当采取更多更具体的行动。长期以来,与化石燃料有关的行业一直将气候变化的负担转嫁给个人消费者。同时他们希望大众接受一种观念,那就是气候问题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人们不应试图解决这种没有答案的问题。人文学科在这方面如果选择袖手旁观,则似乎正中相关企业下怀,使他们在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上作出更加极端的选择。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很多人都感到无能为力,而那种“人文学科应当停止”的想法实际上强化了“气候变化问题过于复杂,因此人们无法采取行动”的观念。在莱文周围,就有很多人因为感到无力和不知所措而放弃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将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而在莱文看来,过于强调问题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导致人们觉得始终无法甚至不应阻止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严重后果。但是,如果艺术研究能够帮助人类应对气候危机呢?莱文表示,人类可以利用人文思维的技能和工具来帮助他们分析气候变化问题并采取相关措施。
反对将其工具化的观点削弱人文学科
莱文提出,在艺术研究领域,有一种研究方法具有悠久的历史,即形式主义(formalism)方法,文学评论家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来对文本进行语言和结构分析。在美学研究中,形式一词通常指组织视觉艺术和文学的模式、形状和结构。而莱文特意将形式定义得更为宽泛,将其视为材料的任何形状或配置、元素的任何排列、世界的任何秩序或模式。
莱文认为,政治(集体生活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形式问题,人们不断围绕边界等空间形式展开争斗;同时人们也会关注时间形式,例如从工作节奏到历史进步都属于这一范畴;若从等级形式来看,许多苦难都是由等级制度造成的。如今看来,许多政治形式,包括种族、等级制度和国家边界,确实具有压迫性和暴力性。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形式,许多激进思想家才认为,所有形式都应该受到抵制,左右两派自由主义的核心便是摆脱一切形式的束缚。但这也违背了人们对共同生活的一些认识,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依赖秩序来维持日常生存。
莱文认为,要维持集体有序生活,必不可少的三方面因素是稳定的食物和休息、处理水和废弃物的完善通道、遮风挡雨的处所。人文学科的学者可以使用形式主义方法来分析、设计、构建出比人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更公正的形式。她以《雾都孤儿》为例解释说,这是一个充满了苦难的故事,给它一个大团圆结局,勾勒出了人物在未来获得成功的愿景。现实生活中的大团圆结局也可以描绘出一条乐观的前进道路。
对此,麦卡锡则认为,文学形式不必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也能激励人们采取实际行动。有的歌曲充满了悲剧性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源自特定历史经历,不断推动集体采取行动,然而这种形式本身与其所激发的行动之间不存在同构关系。
莱文还提到,那些坚持反对将人文学科工具化的观点削弱了学者的能力,将社会的规划和建设工作留给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学者。然而人们需要人文学科学者的智慧和知识来共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气候变化威胁着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人们正在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以保持地球的宜居性,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她希望能够通过共同努力,为未来几代人的共同繁荣创造条件。她认为中国目前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部分西方国家远远落后,这对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不利。她呼吁每个人都应抓住机会,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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