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类学具有宽广的研究视野和独特的学术焦点，展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色和全球性视角。这门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学科，自进入中国以来，便在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和本土化进程中，不断展现出独特的学术魅力。在人类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学学者怀揣着怎样的理想与追求？又应如何更新自己的学术理念，特别是在田野调查方法的创新上？此外，如何培养专业人才，赋予这门学科新的使命感和活力？“全球南方”国家与“全球北方”国家的人类学学者、社区成员、社会工作者以及学生在进行交流与合作时，应该遵循哪些道德准则？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尹绍亭和非洲著名考古学家、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特聘教授高畅（Augustin F. C. Holl）。
与时俱进的人类学和田野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哪些社会因素和学术界内部因素推动着人类学的发展？又有哪些理论、学派和知识体系对田野调查方法影响深远？
高畅：在人类学的广阔领域内，课题研究、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选择受到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社会、政治以及实质性科学问题等。学术界往往有其研究的“潮流”，某些“热门话题”常引发年轻学者“跟风”。为了明确讨论范围，让我们先界定人类学的四大分支。一是体质人类学又叫生物人类学，旨在揭示遗传、生理等生物学要素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人类多样性的影响；二是考古人类学，通过研究物质遗存包括手工艺品、建筑和地貌等，来探究人类的文化和行为；三是语言人类学，探究语言在社会互动中的角色；四是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专注于分析现代社会及其文化现象。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和文化研究的发展，对全球人类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文化人类学被要求摆脱其“原罪”，即作为殖民主义的产物，它导致了学科分裂，也使得学术界对人类学领域的标准理论、核心原则或权威性范式的批判更加尖锐。另一方面，历史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语言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已成为一个充满活力且具有坚实实证基础的子学科。
从人类基因组计划中诞生了基因组学这一新兴领域，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对人类进化和人类历史的认知。面对现代DNA研究的巨大影响，众多考古学家与文化人类学者感到有必要进行自我辩护。进化人类学则融合了四大分支，显然是新的研究方向。它依托对人工智能的精妙应用，有望协助学者对全球人口动态等复杂问题提出新的假设。当然，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和未知领域等待人类学家去探索。
尹绍亭：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大致可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文字的世界，另一个是田野的世界。学科不同，立足点也不同。例如，历史学立足于文字世界，人类学则立足于田野世界。文字世界是过往的、前人（或他人）的、已知的经验和知识的累积空间，田野世界则是现实的、活态的、未知的经验和知识的矿藏。
对于人类学学者而言，文字世界固然博大精深，具有学习、发掘、传承、利用、弘扬的广阔空间，然而由于时空的巨大差异，其局限性亦显而易见，不能作为认识世界尤其是认识现实世界的唯一知识源泉。面对自然退化、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社会转型、信息爆炸、战争频发、瘟疫肆虐等问题，世界急需新知、新智、新策，以求消除积弊、缓解危机、永续发展。为此，深入田野进行探索、研究、发现、改革、创新、创造，依然是重要途径。
无论什么学科，如果重视田野，那么其目的无外乎两点：一是发现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二是获取新知，验证或构建新的理论。不过，由于学科不同，学者们各自创立和应用的田野研究方法也大不一样，甚至存在理念、伦理等方面的根本差别。
人类学常被冠以“田野科学”之名，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立足之本，是人类学区别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等学科的主要特征。人类学学者通常把田野调查喻为“通过礼仪”，即一种进入成熟职业身份的成丁礼。田野调查远远不只是一种方法，它已经成为人类学家以及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
在文化人类学领域，规范的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实践、开创、总结、倡导的。马氏于1914年8月至1915年3月、1915年5月至1916年5月、1917年10月至1918年10月，三次合计两年八个月对新几内亚岛和特罗布里恩群岛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并撰写了《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他在该书“导论”中总结论述的田野调查方法成为文化人类学遵循的共识性原则。上述方法具有以下要点：进入田野之前必须有足够的理论准备；真正把田野作为实证求新的“实验室”；田野调查人员要努力掌握原住民语言，长期与当地人共同生活，进行参与性观察，克服文化中心主义，采用“主位”调查方法。
百余年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文化人类学在理论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理论流派纷呈，代表性理论多达十余种。在研究方法方面，自然不乏质疑、反思、讨论、辩论、突破、新论，诸多方法论值得肯定，然而万变不离其宗，马氏创立的田野调查方法和原则，依然是基本的方法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为文化人类学所秉承，并且影响其他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报》：人类学田野调查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国际人类学学界正在尝试哪些改革措施？
尹绍亭：我在前面说过，历经百余年，人类学以田野为本的属性依然故我，早期创立的基本田野伦理、原则和方法依然不变。虽然如此，由于时代急剧变迁，社会日趋复杂，各种问题和矛盾相互交织，为适应社会变革，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和人类学的各个分支必须与时俱进，扩大视野、更新观念、创新理论，以保持和增强学科的生命力。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人类学的发展趋势也是不同的，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性。
在中国，人类学是从西方引进的学科。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类学在理论和教学方面沿袭西方传统是不争的事实。学术交流，借鉴参考，对于学科建设必不可少，不过如果一切照搬、一味盲从，停留于模仿抄袭，甚至沉迷于概念和文字游戏，那就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了。
数十年来，中国人类学界为实现学科本土化不懈努力，成就斐然。近年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需要出发，进行了学科调整、充实教学、加强科研等一系列改革，这对于推进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本土化进程、开创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新局面将产生重大影响。
高畅：世界变化迅猛，新挑战层出不穷，任何领域的研究都必须紧跟时代发展趋势。不过不同领域或子领域所受的外界影响各有差异。参与观察法是人类学的标志性调查研究方法。对考古人类学家而言，这意味着进行实地勘察、挖掘和数据处理；对体质人类学家来说，它涉及样本采集和实验室工作；对文化、社会和语言人类学家来说，它涉及沉浸式的实地调研、收集和处理数据等。考古人类学家致力于利用考古遗迹和物质文化来复原古代社会的演变过程。理论对于指导考古现场的决策、确定挖掘区域以及挑选数据分析方法至关重要。生态学、空间分析和人口统计学等模型为解决人类学中的考古学问题提供了启发性工具。
过去四十多年我一直采用行动教学法，让本科生和研究生全面参与到人类学研究的各个环节。行动教学法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课堂教学，开设常规课程；第二部分是田野调查，开设田野调查课程；第三部分是考古数据的实验室分析，开设实验课程。我还为研究生开设“人类学研究设计”课程，并举办了一系列写作讲座。这些讲座的内容最终被整理出版成三本论文集。
在国际人类学的议程上，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让毫无田野调查经验的“扶手椅人类学家”培训学生。田野工作是现实世界对抽象理论的有益冲击，有助于改善和精练人类学理论。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维护研究人员、学者和学生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积极促进各国教师间的交流。我们必须系统性地推进跨学科教育和培训，防止学科边界僵化。也许，高等教育和学术机构应以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清洁技术、智能城市等“大问题”为核心，进行体制改革，以充分利用多学科知识和经验的综合优势。
促进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公众越来越期待学术研究对现实世界产生积极影响。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如何帮助解决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问题？
高畅：这是一个深刻而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正如“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这两个概念所揭示的，生产并传播新知识是一方面，将知识转化为解决新问题的方法，则属于另一方面。尽管学术机构常常被贴上“象牙塔”标签，但我所接触过的多数大学，例如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甚至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都设立了“大学社会责任”项目。在我的倡议下，厦门大学校友会同意向非洲的一些机构提供援助，这一事例说明大学在促进社会进步中发挥着多重积极作用。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关于人类学与道德的争论非常激烈。面对极端贫困、警察暴力、种族灭绝或种族文化灭绝等问题，人类学家应该怎样做？残酷且复杂的现实问题往往使人类学家处于两难之中。因此，人类学的教育和培训需要不断改进，让学生直面人性的多面性，通过田野工作经验塑造自我意识、世界观和道德观。一方面，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应学习和理解各种文化实践的内在逻辑，与当地社区开展不同规模的交流。另一方面，学生应与社区成员共同探索消除社会和文化弊病的途径，以适应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每一个步骤对于人类学者在面对社会不公时采取积极措施都十分关键。
尹绍亭：文化人类学既是理论性很强的学科，也是富于应用性的学科。当然，时代不同，服务主体不同，其发挥的应用研究价值也不同。例如，帝国主义扩张时期的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则具有维护民族平等团结的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人类学学界的应用研究遍布世界各地，涉及各个领域，项目不胜枚举。中国人类学学界亦不例外，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有人类学应用研究的突出表现。略举数例：20世纪50年代民族学家马曜、王莲芳先生团队通过对云南德宏景颇族的调查研究提出“直接过渡”理论，为国家民族政策所采纳，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80年代，民族学家杜玉亭先生团队从事“云南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研究”，深入探讨了社会形态差异的状况和成因，并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研究，就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政策建议，贡献卓著；20世纪90年代至今，清华大学人类学家景军教授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成就斐然，其对老年问题、城市弱势群体、青少年培养等的研究，均为当代极受关注的重大课题，充分体现了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时代价值。
中国人类学注重“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是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人类学家开创奠定的。费孝通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研究，他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著作，既有理论的创建，又是应用研究的典范，在国际人类学学界享有崇高声誉。1987年费孝通先生创办“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年近八十依然活跃于田野，行行重行行，持续进行城镇发展、城乡关系、边区开发、区域发展等问题的调研，为中国社会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也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面对这样的形势，人类学必然会作出积极回应，进一步增强应用研究，这应该是国际人类学界的普遍共识。
以平等对话深化人类学国际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田野调查中，人类学家面对质疑、不信任、不认同等情况应该如何回应？“全球南方”国家和“全球北方”国家的人类学学者在进行跨文化对话、开展合作时，应遵循哪些道德准则？
尹绍亭：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有深切体会。20世纪90年代，有感于乡村生态环境急需保护，传统文化急需传承弘扬，我们组织策划实施了历时十余年名为“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的跨学科应用研究项目。对所谓“民族文化生态村”，我们的定义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场景中，力求全面保护和传承优秀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并努力实现文化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建设模式。”
在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项目实施初期，我们确实遇到了诸多困难，包括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不信任、不认同、不支持等。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磨合、总结，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那就是必须抛开“本本主义”的束缚，融入田野，实事求是，除了充分尊重依靠村民之外，还必须摆正学者位置，正视各方面的存在、影响和作用，换位理解各方面的诉求、利益，积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以求化解矛盾，努力构建乡村建设命运共同体，从而达到共建共赢共荣的目的。作为具体实施方针，我们提出了“政府领导，村民主导，学者指导，社会参与”的组织运行原则，并使之贯彻于整个建设过程。由于正确处理了参与建设各方面的定位和关系，在实践中密切互动、相互理解、相互启发、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不仅消除了项目实施初期遭遇的误解和冷漠，而且使我们获得了肯定和尊重，取得了应用研究探索的新成果。
在“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大量“全球南方”国家和“全球北方”国家的人类学学者、社会工作者和学生前来参观考察交流。重要的交流考察如联合国大学两任校长到试点村南碱考察，并在南碱村举行了一场全球数十位专家学者共同参加的研讨会。作为项目负责人，我曾应邀参加中国港台地区和亚洲、欧洲、大洋洲的多个国家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会议并作专题报告，每次都能引发共鸣。有外国学者曾说：“十分感动，我是心里流着眼泪听你讲述的！”这说明，国际交流、对话应建立在话语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要赢得对方的认同和赞赏，不能靠模仿、迎合、猎奇、故弄玄虚，而是必须贡献具有本土化和国际化鲜明特色的开拓性、创新性研究成果。
高畅：没有道德建设的学术研究在任何知识领域都不应该被接受。在所有学科的研究历史中，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学者滥用主导地位的情况屡见不鲜。学术机构和地方当局在为田野调查提供资助、授予特定研究许可的同时也在制定准则和规范。研究人员有责任尽可能清晰地向当地社区阐明田野调查的目标。遗憾的是，根据个人经验，有时当地社区对人类学家持怀疑态度，认为我们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一个我不便透露的国家，社区成员坚信我在寻找隐藏的宝藏，尤其是黄金。他们难以理解我为何会花费这么多资金和时间去收集那些看似“无用”的破碎陶片。然而，在第一个田野调查季节结束后，社区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在其他情境中，人类学家不得不面对那些对祖先土地怀有深厚情感的人的敌意。不过，只要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人类学家通常能与地方社区达成一种默契，形成一种“君子协定”。
来自“全球北方”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正稳步加强合作与交流，但仍有诸多问题未得到解决。财富差距导致资金控制者往往左右着研究的走向。根据我对非洲学术界的了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得到的公共资金支持极其有限。受过专业训练的非洲学者本应成为国家科研的中坚力量。然而现实却是，非洲学者有时被“全球北方”国家的研究者利用，成为他们在非洲国家执行原创性研究项目的“雇佣兵”。此外，不完善的科研基础设施让非洲学者在全球科研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这种情况不仅制约了非洲学者科研能力的提高，而且影响了非洲国家在国际科研领域的地位和发展。所有在欧洲和美国进行的调查都清楚地表明少数族裔科学家，特别是阿拉伯裔、非洲裔和拉丁裔，在获取研究资金时面临重重困难。他们的研究成果常常被学术界忽视，被引用次数较少。尽管如此，仍有人不懈努力，致力于消除不平等。
数字科技推动形成“新田野”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对田野调查的多重影响？在人类学各分支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学者应该如何界定数字技术所扮演的角色？
高畅：不论学术界接受与否，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都将深刻改变人类学的未来走向。目前，学术界正处于探索新兴技术的阶段，学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学术期刊编辑经常担心作者伪造身份信息，大学管理层则忧虑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这种现象恰似罗马神话中的双面神雅努斯，象征着事物的双重性质。在考古人类学领域，人工智能将显著增强学者利用社会模型验证古代社会形态更迭假设的能力。人工智能还能辅助学者在数据聚类分析中处理各种不同类型和结构的数据、进一步简化和优化数据分析流程、有效应对特定问题。举例来说，有学者希望研究东非人口在公元前1万年、公元前5000年和公元前2000年的预期寿命。假如相关的墓葬资料已经被妥善处理并公开发布，学者在人工智能搜索引擎的辅助下便可以更迅速、更准确地获取所需信息。这样的研究项目原本可能需要耗费数年时间才能完成。
尹绍亭：我们这一代学者，经历了从使用钢笔、粉笔到电脑写作和互联网应用的过程，目前又将迎来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难以想象研究方法和手段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同样，田野也将变化莫测，我们熟悉的田野可能会在短期内急剧变化甚至荡然无存。最近听到一位农业科学专家斩钉截铁地断言：5年内人工智能新科技农业将彻底取代传统农业！这令我十分震撼，作为一个传统乡村和农耕文化的研究者，顿时感到面临严重危机和严峻挑战。固然，旧的田野被淘汰消失了，会有新的田野产生；旧的田野丰富多彩，新的田野也定然异彩纷呈。不过，就乡村农业而言，震撼之余疑虑亦油然而生：智能农业等数字新科技一旦覆盖全国，必将形成少人化、无人化的田野，没有了插秧、牛耕等诗情画意事小，大量农业人口将流向何方？何以谋生？不仅如此，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所造就的农业同质同一性田野，是否会影响生物和作物的多样性以及传统农耕充满情感、信仰、礼仪等的精神世界，形成自然和文化的荒漠？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问题和挑战，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又将如何调适应对？回答上述问题和应对相关挑战，我们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