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学术文献中的讨论日益增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政策制定者和公共机构对此类研究方法的浓厚兴趣，进而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参与。对经济学的跨学科探讨，实际上也是对其研究对象性质的探讨，是对“经济”概念本身的反思。促进经济学的跨学科探讨有助于各国学术界更好地界定和融合经济学及其他学科，推进知识创新，应对全球性挑战，服务全人类的发展。

　　围绕经济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跨学科研究对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贡献，以及跨学科研究的评估体系变革、职位安排调整和教学方法革新等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学系荣休教授罗杰·E. 巴克豪斯（Roger E. Backhouse）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幕僚长、经济学家斯维塔·查曼·萨克塞纳（Sweta Chaman Saxena）。

　　经济学跨学科研究历史悠久

　　《中国社会科学报》：经济学对跨学科研究的开放性如何？这对跨学科研究的质量有什么影响？

　　巴克豪斯：过去几十年里，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直以来都有经济学家涉足跨学科研究，例如英国经济学家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美国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跨学科研究中心也是经济学家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学者合作的场所，包括区域研究中心、商学院及其他问题导向的科研部门。然而，经济学家普遍对科研管理机构和资助机构赋予跨学科研究优先级的“待遇”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单纯为了跨学科而人为地“优待”它是没有价值的。另外，有一些经济学家对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研究的严谨性持怀疑态度，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人对其他学科知之甚少。

　　近来，一些现实变化促使经济学家对跨学科研究采取更开放的态度。实验经济学领域与心理学的联系在增强，环境经济学家与气候科学家互动更多，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的交流。然而，很难泛化地评价跨学科研究的质量，因为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内部都具有高度的多样性。例如，为商业周期搭建数学模型与采用实验方法制定减贫政策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政治学理论与选举数据分析明显不同。自然产生的跨学科合作似乎比外界推动的跨学科合作更为有效，但也有一些非常出色的跨学科研究是在私人基金会和政府机构的支持下开展的。

　　萨克塞纳：经济学从发端之时起就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等著名经济学家本质上都是政治经济学家，他们的论述和研究中包含大量伦理道德内容。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联系紧密。例如，亚当·斯密最知名的著作《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而他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在十几年以前（1759年）就问世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试图将经济学变成一门非常严谨的社会科学。他们认为伦理道德是主观的、过于情感化的领域，无法被量化或衡量，社会视角、心理学视角会使经济学沦为伪科学。因此，他们将经济学与这些学科分离开。这种分离降低了经济研究的质量和有效性，使经济分析和理论呈现更加分明的态度，然而，现实世界中经济有许多灰色区域。

　　随着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上升，仅从经济学单一视角分析问题可能无法全面理解问题的根源。在缺乏综合知识的情况下，很难提出实际的政策解决方案。同时，我不想低估开展跨学科研究的挑战，因为不同学科的方法论、术语和框架之间的差异可能造成误解。不过，这些挑战不足以阻碍人们开启跨学科思维。通过整合来自各个学科的见解，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当前面临的多方面挑战。简言之，当今世界的复杂性很可能会促成更多跨学科研究，这样就能找到更多创新性解决方案。

　　跨学科研究促进学理性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术界对跨学科研究的价值、方法等是否存在基本共识？

　　巴克豪斯：总体而言，我不认为学术界对于跨学科研究的优点或合适的研究方法存在共识。就我自己的学科而言，目前经济学界对非传统方法的接受度高于三四十年前。2017年，我与法国经济史学者贝亚特丽斯·谢里耶（Beatrice Cherrier）发表合著论文《应用经济学的时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转变》（The Age of the Applied Economi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since the 1970s）。我们发现，实证研究的声望在上升，非经济学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也在更多地被接受。学者对更多元方法所持的开放态度，使跨学科合作更容易开展，尽管这种合作是否有益还受许多其他因素影响。

　　萨克塞纳：如前所述，跨学科研究需要整合多个学科的方法、理论和视角以解决高度复杂的问题。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跨学科研究对解决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至关重要，并能带来创新性解决方案，借助多元观点和视角使个体能够理解政策进而支持政策。当然，对跨学科研究进行评估可能也是困难的，因为各学科的评估标准和指标不同。

　　为了促进跨学科研究，我们可以强调在分析复杂问题时采用系统思维，鼓励科研人员开发能够整合不同学科知识、理论和方法的新框架。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承认学科之间具有互联性并且重视不同的视角。这需要各学科保持灵活性并整合不同的方法论和见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否存在不同学科及其研究者从跨学科研究中受益不均的现象？

　　巴克豪斯：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思考学科本身。人们常认为学科边界是显而易见的，而事实并非如此。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划分的，学科边界是经过长时间演变而来的。一个原因是学科既通过研究对象区分，也通过研究方法区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随着时间而变化。另一个原因是学科内部具有多样性。例如，政治学可以说是一个碎片化的学科；政治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存在本身就体现出学科之间的重叠。这意味着，学科内部旨在弥合学科间差距的互动可能与跨学科研究相似。

　　对学科本身的思考还引出了其他一些问题：如何评估收益？收益指的是解决智力难题，提供有用的政策指导，还是推进职业发展？即使这些问题得到解答，各学科自身和跨学科研究如此多样化，下概括性的结论恐怕是不合时宜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的跨学科研究是否过度集中于应用研究，而忽视基础研究？

　　巴克豪斯：对于这个问题，也很难给出普遍适用的答案。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科学史教授亨特·克劳瑟-海克（Hunter Crowther-Heyck）指出，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已经转变了优先项，焦点从跨学科基础研究转向各个学科及其应用研究。现今，可以说跨学科研究聚焦于实际问题而非基础研究。

　　我不想评论这一转变是否有害。就经济学而言，有两点解释。我与美国圣母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杰夫·比德尔（Jeff Biddle）在2000年发表的文章《应用经济学的概念：一部充满模糊性和多重含义的历史》（The Concept of Applied Economics: A History of Ambiguity and Multiple Meanings）中提到，“应用经济学”这一概念有很多含义。经济学家经常谈论“应用理论”，即抽象但针对特定问题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它被视为应用研究还是基础研究取决于个人视角。而且，经济理论或数据分析方法的发展（可以被视为基础研究）可能源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尝试，因为正是实际问题暴露了现有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此外，我们有理由质疑一些非应用研究的实用性，基础研究未必就是更好的。

　　跨学科研究助力解决人类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跨学科研究能否为发现、理解和应对全球性问题，尤其是“棘手问题”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方法？

　　萨克塞纳：人类面对的问题是多方面且复杂的，取决于具体背景并涉及多个领域。单一学科无法解释问题的根源，也无法给出政策解决方案，必须在多学科视角下应对问题。例如，很多人认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仅仅是经济和金融问题，实则不然，它也是一场诚信和道德危机。可以从人类学视角看待金融危机，因为它毕竟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加拿大神经科学家、前华尔街交易员约翰·科茨（John M. Coates）指出，睾酮等激素驱使年轻男性交易员做出失算的冒险之举，导致牛市变成泡沫甚至发展为金融危机。在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上，人体在竞争、冒险、获胜时分泌大量睾酮，形成“获胜效应”。胜利导致睾酮水平升高，在牛市时催生更多信心和冒险行为，高风险行为最终造成全球经济运转失常。另一方面，在熊市时，压力激素皮质醇使人产生相反的反应。因此，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偏好非常不稳定。仅靠经济分析，我们无法获得如此有意思的、人类层面的视角。增加女性和年长男性的参与或许有助于平衡上述情况，稳定金融市场。这样的解决方案和建议超出常规经济理论和假设的范围。

　　显然，广泛采纳行为科学以及道德、伦理和社会视角，有助于深入挖掘问题的本质，更容易找到解决方案。当然，如我刚才所说，整合视角存在挑战，如方法论差异——如何将人类学的定性研究结果与经济学的量化模型结合起来？另外，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可能制约着解决方案的实施。例如，尽管存在确凿的科学依据，气候政策依然可能遭到各利益相关方的抵制，仅提供经济学论据是不够的，或者说不足以帮助人们找到方案实施路径。

　　巴克豪斯：区分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研究与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研究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我在与法国科学史学者菲利普·方丹（Philippe Fontaine）合编的《1945年以来的社会科学史》（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ince 1945）一书中谈到过这一点。跨学科研究涉及分享知识工具，如某一个理论或数据分析方法，并构建整合性理论。多学科研究则是来自多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同时研究相同的问题。显然，有些问题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的视角来研究，但我不想定义这是跨学科研究还是多学科研究。

　　以人类当下面临的重要问题气候变化为例。应对气候变化显然需要物理学和生物学，否则人们无法理解自己所处的物质世界，但社会科学家也需要研究如何改变人类活动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样的研究必然涉及多个学科，但这是否意味着研究人员必须在跨学科团队中工作？或者他们应该使用各自学科的方法并关注彼此的研究结果？答案可能因具体情况而异，难以一概而论。

　　完善跨学科评估与教学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跨学科研究对科研人员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影响？

　　巴克豪斯：跨学科研究可能给科研人员的职业生涯带来一些影响，尤其是在职业晋升时依赖计量指标（如在知名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的学科，如经济学。采用非传统方法的跨学科研究，在作者所属原学科的知名期刊上被刊发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不同学科对不同类型出版物的重视程度也不同。例如，专著对历史学家的重要性远高于经济学家。不过，在其他领域发表文章并不总构成问题，也很难概括。

　　萨克塞纳：跨学科研究的潜在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包括生成创新性解决方案、拓宽科研资助机会、推动制度变革等。如果跨学科研究范式成为常态，会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学术职业的变化，因为科研人员需要培养更广泛的技能组合并与不同学科学者跨界合作。跨学科知识产品和传播策略也会出现，如跨学科研究期刊的出版、对跨学科引用的认可。最重要的是，跨学科研究将完善伦理考量、综合并尊重多元观点、推进协作，从而提升科研产出的科学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提升学者跨学科能力应从哪一个教育阶段起步？高校学生、早期职业学者、资深学者各自的侧重点是什么？本科阶段以前的学生、非学术职业人士也需要提升跨学科能力吗？

　　萨克塞纳：理想情况下，跨学科能力的培养应该从教育的最早阶段，即学前教育开始。这是因为跨学科思维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复杂问题，并进行批判性思考，在不同学科之间建立联系，为进入社会和就业做准备。在学校里，需要将不同学科知识结合起来的项目可以培养学生的协作技能。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高中开设了综合生物学、地理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环境研究课程。大学应开设更多整合多学科内容的课程，如环境科学、公共卫生或城市研究，以及在跨学科视角下解决现实问题的毕业设计项目，如需要综合建筑学、环境科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知识的可持续城市规划设计项目。学校应为教职人员提供开发和教授此类多元课程所需的资源和支持。

　　高校和科研机构应鼓励职业早期学者，如博士后研究员和初级教职人员为跨学科研究项目申请经费、在跨学科研究期刊上发表成果，并为他们提供在多个专业、院系联合任职的机会。资深学者可以倡导增加跨学科研究，包括指导初级教职人员，担任跨学科研究期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就复杂问题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咨询。我研究生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公共政策学院的终身教职，错过了从事跨学科研究的机会，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本科阶段以前的学生和非学术职业人士也会受益于跨学科的能力建设。可以鼓励本科阶段前的学生在辩论社、艺术融合项目等课外活动中以跨学科的方式思考。非学术职业人士可以通过参加跨学科研讨会和课程、考取相关证书等方式进行终身学习。例如，医疗保健领域的专业人士可以从涉及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和医疗管理内容的跨学科培训中受益，以提供更全面的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