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公共考古学正经历着一场变革。从远程遥感探测到三维数字化重建，从增强现实到虚拟现实，这些技术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考古学家的工具箱，也为公众提供了更加直观和互动式的考古体验。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人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挖掘和呈现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层脉络。这种技术赋能不仅推动了考古学研究的深入，也促进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本报记者就公共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公共考古领域带来的机遇等问题采访了有关学者。

　　公共考古强调与公众之间的互动

　　挪威文化遗产研究所高级顾问马克·奥德海姆（Mark Oldham）表示，20世纪5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曾提出，考古学家的责任与科学家的责任一样，是接触并打动公众，并在公众的直接理解中塑造自己的话语。20世纪70年代，人们呼吁考古学家“使他们的研究与现代世界相关”，并普遍承认社会价值是“保护政策和实践的明确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种与伦理、政治和土著权利相关的“参与式考古学”，并成为关注现实世界的公共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公众考古学领域重要期刊《公众考古学》前主编提姆·沙德拉-哈尔（Tim Schadla-Hall）将公共考古学的概念具体化为一个广泛的实践领域，即“任何与公众互动或有可能与公众互动的考古活动领域”，为当前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从21世纪初开始，有学者将公共考古学的形式描述为“既是一种学科实践，也是一种理论立场”，越来越强调考古学与公众之间的互动。

　　奥德海姆认为，公共考古学中的公众既可以指公共部门，也可以指普通公众，这意味着“代表”和“由”公众完成的考古学都可以被视为公共考古学。因此，多样化的公众需要多样化的公共考古学。事实上，如今许多考古学家都认识到公共考古学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泛，但对于考古学如何与公众在广泛领域进行互动，以及这种互动程度应该如何把握，学者们还未能达成一致。如果考古学是可接近和开放的，公众的参与则必不可少，考古研究就能更加贴近社会。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古代以色列项目主任吉尔·戴维斯（Gil Davis）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强调了公众参与在公共考古研究与实践中的重要性。他认为，通过考古活动发现揭示的历史，应当让更广泛的公众得以了解和接触。过去，科研院所和学术团体曾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现代技术的进步显著推动了公共考古学的发展。从纪录片的拍摄到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出现，增加了将考古学带入日常生活的可能性。

　　提及如何让公众获得考古学知识时，戴维斯表示，新的叙事应当专注于再现现实，但这有可能会伴随着过度解读的危险。从目前来看，大多数博物馆在向公众传播考古学知识时仍处于落后状态，他们仍然把自己的展品视为脱离历史背景的藏品，收藏的主要目的是艺术兴趣或稀有性，而这些缺少背景介绍的藏品对于非专业的公众来说很难理解。

　　在谈到公共考古活动如何增强文化敏感性并尊重不同公众的观点时，戴维斯表示，历史是对事实和证据的解释，考古也是如此。人们永远无法真正进入那些建造和生活在古代建筑中的人的头脑，但可以尽最大的努力认识到，当下人们对历史的解释是受其生活经验所影响的。因此，在公共考古工作中增强文化敏感性必不可少，但这一过程不应该妨碍对历史形成真实的理解，以适应现代的敏感性。对于考古学家来说，目前更紧迫的问题是制止人们对古代遗址的掠夺和破坏，因为这不仅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还会影响到人们的浏览与观赏。

　　通过计算机挖掘考古数据信息

　　奥德海姆认为，公共考古想要成为考古实践的一个完整而有价值的组成部分，就必须有严谨的方法论和明确的目标。随着公共考古学的成熟，人们对数据有了更清晰、更明确的关注，更好的公共考古数据不仅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先决条件，而且有助于量化研究结果。更多的数据意味着更好的评估结果，并为多样化和批判性的研究方法提供支持。

　　美国普渡大学考古学博士研究生艾米丽·弗莱彻（Emily Fletcher）表示，考古学涉及数据管理问题，考古数据可以对研究人员和公众产生持续的价值，这也是公共考古工作的重要部分。然而，虽然许多考古学家都保存了自己的发掘记录，但其中许多记录从未被分析过，考古学家把这一问题称为“遗留数据积压”。对于在计算机普遍使用之前创建的数据集来说，这一问题最为严重。研究表明，考古学家更倾向于使用现代方法来获取和使用数字数据集。但忽视非数字数据集不仅意味着要放弃几十年考古工作的成果，也意味着让这些非数字数据集所承载的历史销声匿迹。因为一旦一个遗址被发掘出来，相关数据就是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讲述自己故事的唯一途径。

　　当前，考古学家已经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创建新的数据存储库，尽可能地利用现有数据集，以及加强与其他学科和公共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当然，如此复杂的问题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弗莱彻建议通过数字赋能公共考古的方式予以应对。数字公共考古结合了数字考古与公共考古，前者主要使用计算机进行考古研究，后者重在尊重公众对历史的兴趣。数字公共考古所展示的考古学与人们传统想象中的不同，并非在某个实地场所进行发掘活动，而是在电脑前面挖掘数据信息。

　　当然，只通过计算机对遗址进行研究也是不够的，还需要与居住在遗址附近的人们进行合作，以确保考古研究可以对当地人产生价值，而不只是对考古学家有价值。弗莱彻的工作经验表明，即使是50年前挖掘的遗址也能揭示出很多信息，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过去。更重要的是，数字公共考古还可以帮助下一代获得相关技术经验，并与其历史传统联系起来。古老的考古数据在数字时代仍然具有意义，而人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提高它们的关注度。

　　拥抱技术让历史重现生机

　　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为公共考古实践的创新应用提供了空间，使人们能够在网上获得可访问、可持续和多样化的文化遗产内容。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数字人文与遗产讲师洛娜·理查森（Lorna Richardson）表示，数字公共考古为全球受众提供了与历史进行高度个性化互动的机会。数字形式的公共考古包括，通过网络和移动技术以及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让互联网用户参与考古的方法，以及在线进行这种参与的交流过程。当前的互联网技术允许任何人以多种形式亲身体验其他人在考古过程中的所有阶段的考古工作。互联网用户还可以创建自己的考古内容，探索、解释和重复使用开放数据，上传图片和影像，或讨论自己对在线考古材料的想法。

　　数字公共考古对于当代考古实践来说是一个新的标签，因此，该实践在理论层面的审视是非常有限的。理查森表示，考古学明显缺乏对网络技术在考古领域的使用、范围和影响的批判性观察。目前，互联网作为一个平台，以及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已成为许多关于互联网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的讨论的根源。尽管在线交流和生产的边界已经得到拓宽，但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发展的最大受益人仍然是那些拥有丰富技术知识和稳定互联网连接的人。

　　面向公众的考古学要求考古学家更全面地了解公众，考古学必须与大众文化相结合才能生存。理查森表示，互联网在引导和支持个人和社区寻找自己的考古“声音”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因此，考古学家需要了解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的获取如何影响公共考古学的呈现。数字技术和数字工具在公共考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戴维斯认为，未来十年，公共考古必须通过拥抱技术让历史重现生机。中国在该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例如，敦煌莫高窟借助洞窟三维扫描数据，将莫高窟洞窟内容和彩塑制作成全景虚拟漫游节目。当前，许多考古遗址都提供了3D重建和虚拟旅行服务，但潜在的影响是可能会导致其娱乐性过重。戴维斯认为，当前公共考古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是如何在真实和乐趣之间找到平衡。如今人们生活在一个专注力持续时间越来越短的时代，年轻人希望得到高级别的娱乐。如果对历史的公开陈述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就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那么对于细微差别的探查以及更深入的学习方式也将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