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蠡之言溯黄老道家思想研究
2020年09月29日 09: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9日第2021期 作者:白奚

  由于先秦传世典籍中没有出现“黄老”一词,黄老之称多见于汉代文献,所以尽管《史记》中多次提到战国诸子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云云,但以往人们对黄老道家的关注仍多集中于汉初,其在先秦时期的存在往往被学者们绕过或忽略。直至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出土,人们发现其中思想内容与慎到等战国诸子以及《管子》中的部分篇章的思想有着相当程度的契合。经过持续研究,学者们终于确认了一条以《黄帝四经》为奠基,经由慎到等稷下诸子和《管子》等篇章,再到《文子》《鹖冠子》等黄老道家在战国时期的完整的发展脉络。如今,战国黄老道家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成为先秦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黄老道家虽兴起于战国,但并非凭空出现,应有其思想渊源。在对帛书《黄帝四经》的较早研究中,学者们就发现该佚籍的很多文句同《国语·越语下》中的范蠡之言有很高的相似度和相关度,有些学者由此提出了范蠡乃黄老道家思想先驱的观点,但未能进行具体的论证。

  要追溯黄老道家的思想源头,必须上溯到老子的思想方为完整自洽,这就需要从思想发展的脉络上确认范蠡同老子的思想联系,舍此则不能呈现黄老思想在整个先秦时期的完整发展脉络。有鉴于此,笔者的研究目标重点放在由帛书《黄帝四经》向前追溯,寻找黄老道家在春秋时期的思想渊源。

  对范蠡之师计然的确认

  计然本名辛研,字文子,范蠡师事之。计然其人其事,多有汉代至唐宋的文献可考;范蠡师事计然的说法,在汉代至唐宋是广为流传的。因而,计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存在本应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然而,晋人蔡谟却对计然其人的存在提出质疑,他认为计然是范蠡所著书名而不是人名。蔡谟的观点在当时和历史上没有支持者,反而引来众多的驳议,人们对计然其人的存在仍深信不疑。直至晚近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复持蔡谟之说,并提出了若干论据,学者们大都对钱穆先生的详尽考辨深信不疑,于是计然其人是否存在便成了当今学术界的一桩公案。笔者反复研读钱穆先生的考辨文章,认为他的考辨不足以否定计然其人的存在,遂逐一进行驳议,重新确认了计然其人的真实存在。

  计然就是老子的弟子文子,这一说法至少在东汉时是人们熟知的,想必有当时所见的文献为依据。北魏李暹为《文子》作注,就曾指出:“(文子)姓辛,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此乃计然即老子弟子文子的最重要的文献依据,正是这条材料使我们可以将范蠡与老子的学术联结起来。计然师承老子之学,并做出了重要的推进,他提出了阴阳刑德吉凶时变的思想,被范蠡传承发展,后来成为战国黄老道家的重要理论。

  范蠡思想与老子思想的相关性

  根据《国语·越语下》和《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典籍提供的丰富史料,可知范蠡与老子的思想联系十分密切。范蠡受老子之学,精心研读吸取,并在此后二十余年的政治、军事和实业活动中加以应用和创新发展,终于形成了道家思想成功指导社会实践的新局面,开辟了道家学说发展的新领域和新方向。

  范蠡继承了老子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他总是将天、地、人三者并列起来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并把“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作为他将道家哲理应用于社会实践的总体指导思想。范蠡依据老子“法自然”的道家基本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范畴“因”,作为指导社会活动的具体方法,他常用的表述有“因时之所宜”“因天地之常”“因天地之恒”等。“因”即依循、因任、顺应,其基本思想就是顺任自然,这显然来自老子关于天道自然无为和道法自然的思想精蕴。“因”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提出,是范蠡对道家思想和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贡献,经范蠡之手,“因”已经提升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方法论。范蠡“因”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将老子“道法自然”的原则具体化,使其具有了可操作性,得以在社会政治领域寻找到巨大的应用空间。

  老子开创的道家思维方式,还包括对立相反的思维方式和循环往复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在范蠡的学术思想中都有充分的表现。老子的很多被世人熟知的思想,如“不以兵强天下”“不争之德”“功遂身退”“慎终如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大盈若冲”“物极必反”“后其身而身先”等,范蠡都有深入领会、生动解读和实际应用。

  追索范蠡入齐的历史事实

  老子学说出现在春秋晚期,属于南方的楚文化系统,到了战国中期,老子学说已经在北方列国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其中就有一个老子学说如何传入北方的问题。在北方列国中,齐国最值得重视,因为战国中晚期的一百多年中,各家学说在齐国稷下汇聚并形成百家争鸣的鼎盛局面,老子的道家思想也在齐国大放异彩。老子学说的北传或许不止一条渠道,但老子学说入齐应该是其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事件。笔者主要依据《史记》的多处记载并辅以其他材料,详细论证了范蠡入齐的史实,厘清了其中的一些细节。范蠡深知越王勾践之为人“可以共患难,不可与共乐”,于是在灭吴后毅然急流勇退,离开了越国,隐姓埋名,自谓鸱夷子皮,泛海来到齐国,开始了后半生的实业生涯。范蠡选择齐国,是看中了齐国素有兼容、开放的文化底蕴和重视工商业的传统。范蠡来到齐国,先是“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后定居于陶(今山东肥城的陶山),自称“朱公”。范蠡在齐二十余年,三徙其居,两易其名,三致千金,“天下称陶朱公”,后世尊为商圣。

  范蠡入齐,是道家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齐国的文化环境十分适宜道家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范蠡将老子学说传入齐国,道家思想于是便在这块丰沃的文化土壤上迅速传播并发展起来,范蠡的特色道家理论也为其后黄老道家的兴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

  范蠡思想同黄老道家的理论联系

  范蠡继承了老子的天道观,并创造性地引入了“阴阳”的观念,提出了“天道阴阳”的思想,把抽象的“天道”具体化为阴阳、日月、四时、常、极、数、纪、节、微、明、赢、缩等可以观察、把握的自然节律,对道家的天道观做出了关键性的推进。在范蠡之前,阴阳观念只是被用来解释自然现象,尚未与人类的社会活动联系起来,范蠡则把阴阳观念引入社会生活,以阴阳论人事,指导社会政治军事问题的解决。范蠡的天道阴阳思想成为后世黄老道家标志性的叙述方式,启发了帛书《黄帝四经》《管子》等关于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等理论。

  上文提到范蠡提出了“因”的概念并把它提升为哲学方法论,范蠡的“因”论在战国时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发展为稷下黄老道家理论中的重要内容。黄老道家着力开发“因”的方法论意义,发展出一套“因循”的理论,并由“因天时”推进到“因人情”,用于制定各方面政策的理论指导。

  以上四个部分以范蠡为中心的研究基本上完成了黄老道家的溯源工作,补充了道家学说从春秋晚期到战国前期的研究薄弱环节,使我们得以勾画出老子的原始道家如何一步步发展出战国黄老道家的完整线索。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我们说范蠡是黄老道家的思想先驱,并不是说范蠡已经是一个严格意义的黄老道家人物。因为黄老道家作为道家学派的一个分支,是在战国时期列国变法图强的时代条件下兴起的,其理论特征是以道家哲理论说法家政治,同时兼取儒家等学派的理论成果,而范蠡当时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条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范蠡是早期道家到战国黄老道家的重要发展环节,他的思想为黄老道家的兴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准备。

  黄老道家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其更为适合长治久安的法治思想、重视哲学指导的治国理论、多元兼容的文化观、有限制的君主集权理论、自然无为的哲学思想等等,都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有待我们深入发掘和借鉴。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出土简帛文献与道家哲学的发展演变研究”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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