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是古典归纳逻辑的集大成时期。其间，培根用拉丁文写出的《新工具》被译为英文，穆勒（John Stuart Mill）于1843年出版的《逻辑学体系》为归纳推理提供了“齐一性”的前提和四种实验方法（继而衍生为“穆勒五法”）。而从科学史的视角来看，19世纪归纳逻辑的发展还有另外两条线索：在科学职业化的背景下，科学家群体开始基于自身和历史上的科学实践来反思归纳方法，进而更为强调主体性在归纳过程中的作用；在科学普及化的潮流中，科学普及者尝试将归纳方法介绍给更为广泛的群体，由此出现了若干涉及归纳逻辑的普及读物。

　　基于科学实践反思归纳方法

　　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迅速，其成就包括物理学中电磁感应定律和电磁理论、热力学能量守恒定律和能量耗散定律的提出，化学中原子论和元素周期表的确立，天文学中海王星的发现，生命科学中进化论、细胞学说、微生物理论的提出等。随着专业性的增强，科学研究从一种业余爱好转向职业化，“科学”的本质及其方法也成为这一刚刚被称作“科学家”（scientist）的群体思考的问题。和哲学家不同，科学从业者的观点更为依赖科学史和自身科学实践。他们逐渐意识到，自然科学领域的不同学科具有各自的认知特点，但不同学科应遵循同一种方法，即归纳方法。

　　在科学家群体中，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Sir John Frederick William Herschel）较早对归纳逻辑进行了讨论。约翰·赫歇尔的父亲威廉·赫歇尔（Friedrich Wilhelm Herschel）就是著名的天文学家，于1781年用自己设计的望远镜发现了天王星，同时也是恒星天文学的创始人、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第一任会长。约翰·赫歇尔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毕业后，继续着父亲的观测和研究工作，特别是1834年赴好望角进行了4年的天文观测。他在1830年出版的《自然哲学论》一书中提出，培根完成了“根据广泛的和一般的原理来说明亚里士多德是怎样错的以及为什么是错的；揭示他的哲理方法特有的弱点，并有一个更有力和更好的方法来代替它”的任务。在承袭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同时，约翰·赫歇尔又强调了创造性想象的作用。在他看来，无论是从现象到定律，还是从定律到理论，都既可以来自归纳形式的应用，又可以产生于大胆的假说。

　　约翰·赫歇尔的好友惠威尔（William Whewell）则进一步突破了经验主义传统。惠威尔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对潮汐有着深入研究，在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方面也有著作发表，“scientist”一词正是由他提出。围绕归纳这一主题，惠威尔于1837年出版了三卷本的《归纳科学史》，又在1840年出版两卷本的《归纳科学的哲学》。惠威尔的思想特征，是尝试调和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一方面，惠威尔肯定了培根思想对科学发展的作用，和培根一样都反对将自然科学理解为亚里士多德式的演绎法，认为“如果要选择一位哲学家作为科学方法革命的英雄，弗朗西斯·培根无疑应享此殊荣”。另一方面，惠威尔又将康德哲学引入经验论，来论证知识如何能够既是经验的又是必然的。惠威尔尤其强调心灵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性作用，而并非被动的接受者。他的科学方法虽然和培根一样以搜集事实为“序曲”，但作为第二步的“归纳”并不是由特殊到一般的简单机械过程，而更为强调在归纳时的创造力。惠威尔用“统合”来定义从经验事实到一般性规律的思维活动。在他看来，“统合”就是用充当细线的概念来串起珍珠一样的事实。正如天文学家第谷和开普勒的事例所表明的，第谷做了大量观测却未必能有科学发现，而开普勒用椭圆而非本轮的概念处理第谷的经验材料，从而提出了将行星轨道从正圆改为椭圆的开普勒第一定律。

　　惠威尔格外重视归纳理论与科学史的契合。他在与穆勒的争论中曾指出，除非穆勒能使他提出的归纳方法广泛适用于科学史，我们才能更好地评估其方法的价值。穆勒则批判惠威尔在归纳推理中不允许逻辑的存在，剩下的只有无需遵循逻辑规则的“猜测”。不过惠威尔并不认同这一责难，他声称自己只是反对机械地处理经验事实，但选择合适的概念统合经验事实的过程仍然是理性的推理。可见，穆勒和惠威尔都试图通过“归纳”来捍卫知识的客观性和可能性，但两人选择了不同的进路。穆勒试图祛除认识中的主观成分或将其最小化，从而保证知识的客观性；但在惠威尔看来，主观成分在认识中是不可剥离的，因此为了实现知识的客观性，就必须重视知识的观念成分。这也使得二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归纳逻辑理论。

　　普及作为科学方法的归纳方法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既是职业科学家的时代，也是科学普及者的时代。通过报刊、教科书、百科全书等印刷物，以及讲座、展陈、演示、咖啡屋、俱乐部等活动形式，科学家、作家、宗教团体等多方都在尝试把通俗易懂的科学知识有针对性地介绍给各个社会群体。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方法同科学知识一样，也被认为是公众能够理解并加以实践的。

　　1826年成立的英国“实用知识传播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SDUK）是这一时期科学普及的代表和先行者之一。该协会旨在向大众提供“实用知识文库”和“趣味知识文库”等出版物。在“实用知识文库”之中，就有1827年出版的《培根〈新工具（科学研究新方法）〉解读》。相比培根原文，该书的一大特点是引入了《新工具》成书后的牛顿学说等科学史事例来证明培根方法的有效性，并更加强调了实验与观察在认识中的作用。尽管“实用知识传播协会”坚持出版物无涉党派和宗教，但该书仍与同时代的自然科学一样带有自然神学的色彩。事实上，该书的作者霍普斯（John Hoppus）不仅长期担任伦敦大学学院逻辑学与心灵哲学讲席教授，同时也是一名牧师。

　　19世纪70年代，科学期刊《自然》的创办者麦克米伦（Daniel Macmillan）组织出版了系列科学教科书“科学启蒙”。麦克米伦雇用了当时各学科的顶尖学者担任作者，由生物学家赫胥黎、化学家罗斯科（Henry Enfield Roscoe）、物理学家斯特沃特（Balfour Stewart）共同出任主编，并由赫胥黎撰写了独立成书的《导论》。这套教科书中的《逻辑学》分册出自逻辑学家、经济学家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旨在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可靠的推理。书中对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认为归纳逻辑关涉的是“我们可以通过何种推理方式，从观察到的事实和事项中获得自然规律”。在耶方斯看来，科学发现中的归纳分为四个步骤：初步观察、提出假设、对假设进行演绎、将推演结论反复在事实中检验。也就是说，尽管逻辑包括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两种，但作为科学方法的归纳推理包含着演绎推理。《逻辑学》在出版6个月内即售出8000册，令耶方斯感到非常满意。除此之外，“科学启蒙”丛书中的《导论》《自然地理学》《植物学》等分册都对归纳方法有所探讨，而《逻辑学》也援引了《化学》《天文学》等分册中的科学史事例。

　　古典归纳逻辑在中国传播

　　19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继明末清初后再次开启，归纳逻辑的最新成果得以在中国传播。译介内容除《新工具》《逻辑学体系》等归纳逻辑经典著作，上述两条线索中的出版物也不容忽视，甚至因其实用性、通俗性而更容易被理解。

　　起先，中国文人接触的就是约翰·赫歇尔、惠威尔等科学家的归纳思想。如1859年《谈天》在其底本《天文学概要》的基础上提出，天文观测由于仪器本身、外部环境、人为操作等原因会产生误差，因此要“先测望，以所得之数造法，即以其法考测望之器，求其误而改正之。循环察验，其差易去也”。

　　其后，则出现了对科学方法和归纳逻辑的直接译介。连载于1876—1877年《益智新录》的《格致新理》将《新工具》第一卷译为中文，并于1888年以《格致新机》为名出版；《格致新法》则以霍普斯《培根〈新工具（科学研究新方法）〉解读》为底本介绍了《新工具》第一卷的内容，分别连载于1877年《格致汇编》、1878年《万国公报》。此后，“科学启蒙”丛书的中译作为“西学启蒙十六种”的组成部分于1886年出版，其中《逻辑学》分册的中译《辨学启蒙》将逻辑学、演绎、归纳等术语译为“辨学”“凭理度物”“即物察理”，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逻辑学术语中译。1898年的《理学须知》则是以穆勒《逻辑学体系》和孔德《实证哲学教程》为基础。以上出版物主要是由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艾约瑟（Joseph Edkins）、傅兰雅（John Fryer）等西方人主导。

　　进入20世纪，严复分别以穆勒《逻辑学体系》和耶方斯《逻辑学》为原本译出《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张君劢和王国维又根据耶方斯《逻辑学基础课程》分别译出《耶方思氏论理学》《辨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译介归纳逻辑的先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