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持续两百年的吴中水利研究课题的形成与发展，揭示出传统社会学术新议题是如何从社会现实的潜在需要，并通过国家的政策引导，在知识分子的主动参与承担之下成为一门显学的。毫无疑问，研究课题在解决宋代吴中水患问题、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农业生产及国家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社会现实的呼唤

　　宋人所言“吴中水利”“吴门水利”“三吴水利”皆指太湖地区而言。太湖古亦名震泽、具区，其地势地貌、来水去水，顾炎武在宋代水利学家郏侨论说基础上有非常扼要的叙述：“其西之南，则严、湖、杭、天目诸山之原，（水）有自苕、霅而来者；其西则宣、歙、池、九阳江之水，有自五堰而来者；其北则润州之金坛、延陵之丹阳与宜兴之荆山之水，有自荆溪、百渎而来者；而其东北则常州之水，有自望亭而来者。其入海之道虽曰三江，而二江已绝，唯吴淞一江……沿海与江地皆冈阜，或以其中倾外仰，比之盘盂。”也就是说，太湖地区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盘形洼地，因此极易汇聚四方之水；其东部平原海拔在2.5—3.5米之间，自西向东地势逐渐升高，因此极不利于太湖地区东向海洋排水。而唐末五代以来，太湖排水入海孔道三江中东北、东南方向的娄江、东江皆已淤塞绝迹，仅余吴淞一江（古亦名吴江、松江、吴松江、松陵江），因此宋代太湖地区水患压力远超前代。但宋代吴淞江河道迂曲，又因兼顾水运修筑石塘以障太湖东流，加以权豪侵占，“植以菰蒲、芦苇……中流多置罾断”，遂日益淤塞。每至雨季，吴中民众则“惴然有为鱼之患”，所种庄稼亦“顷刻荡尽”。同时，太湖地区自中唐以后即为国家财赋之薮，仅据产生于南宋初的“苏湖熟，天下足”一语即可见其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因此，研究治理吴中水患，解决水灾频发问题，是时代摆在宋人面前的、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一个紧迫课题。

　　国家的政策导向

　　宋朝中央集权政治体系的运转需要庞大的国家财政收入支撑，统治者立国伊始即非常重视作为“兆民本业”的农业。就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而言，宋初虽屡次治黄、引黄河水溉田，修复古代郑渠、白渠等灌溉渠系，但多为一时一事而发。到庆历新政、熙丰变法时代，国家层面更加注重立法及政策的导向性，引导地方官员及民间知识分子倾注心力才智于其间，使研究水利、组织兴修水利成为“常态化”行为。如作为庆历新政政纲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所列第六事“厚农桑”，即强调应于太湖地区积极兴修水利，以使民不困而国不虚。具体措施是，“每岁之秋，降勅下诸路转运司，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之间可兴之利、可去之害，或合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并委本州军选官计定工料，每岁于二月间兴役”，并以之作为官员考选的重要政绩。范氏本人前此知苏州时就开浚过白茆、七丫等塘浦。熙丰变法时，朝廷成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地方行政机构也进行了改革，创设了提举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作为新的路级监司官。熙宁二年（1069），颁布了专门的农田水利法律《农田利害条约》（亦称《农田利害约束》）。《农田利害条约》共8款，对水利工程的必要性、规划、施工及经费来源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规定。尤其是鼓励学者积极研究水利、建言献策，“其言事人并籍定姓名、事件，候施行讫，随功利大小酬奖；其兴利至大者，当议量材录用”。对于积极组织、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的地方官员亦量功绩大小给予奖励、提拔：“与转运官或升任、减年磨勘、循资，或赐金帛令再任，或选差知自来陂塘圩垾、堤堰沟洫、田土堙废最多县分，或充知州、通判，令提举部内兴修农田水利。资浅者，且令权入。其非本县令佐，为本路监司、管勾官差委擘画兴修，如能了当，亦量功利大小比类酬奖。”自此以后，“四方争言农田水利”，“或胥、或商、或农、或隶、或以罪废者，使乘驿赴阙，或召至中书、或赴司农……微有效则除官、赐金帛”。其间虽难免有少数冒滥之辈，但包括吴中水利在内的全国水利事业发展总体成效是非常显著的。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仅熙宁三年至九年，两浙路就兴修水利1900多处，灌溉面积达10万多顷，两浙路水利工程灌溉面积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吴中水利研究作为一个学术新议题勃兴于北宋中期，成为当时显学并服务于社会实践，宋朝国家的政策导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知识分子的响应与承担

　　在国家政策的号召、引导下，两浙路官员及民间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到吴中水利课题之中。仁宗时中第未仕的苏州人郏亶，很快奏上自己的研究成果《上苏州水利书》《上治田书》（后合编为《吴门水利书》），他总结了唐末以来吴中水利治理存在的问题，即所谓“六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所谓“六得”；又提出了治田“利害七论”。概括而言，其治水方略是治水先治田、治水兼治旱、低田高田分治、合理利用前代水利工程；在建设经费上则提出“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发动民众出钱出力。郏亶见解深刻，因此受到神宗和王安石赞赏，被任命为司农寺丞、提举两浙路兴修水利。但郏氏的治水规划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以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可能在短期内（至少不可能在他自己说的5年内）竣工。他也低估了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以致引发群体性事件，最终半年后即被罢官。郏亶之子郏侨承其父学，亦邃于吴中水利，所著《水利书略》对太湖水系有准确、全面的认识，因此其第一项主张就是治水必先治江宁（今南京），次为整治苏州诸县各自为政的限水之制，三为导青龙江（吴淞江故道青龙镇段）开三十浦。同时强调开浚蒲塘必须重视设置堰闸以防江潮涨沙，劝民作圩垾、浚泾浜以治田，否则必有堙塞之患。这一观点后被提举两浙水利赵霖所重视、采纳。

　　跟郏亶将治理水患与发展农业生产紧密联系的宏大蓝图比起来，曾师从胡瑗的常州士人单锷的治水理论则直击要害、更具可行性。他认为既然是治水，最迫切的目标当然是治“水”，治田、治旱都可先置不顾，故一则曰“今欲泄震泽之水”、再则曰“今欲泄三州之水”。其《吴中水利书》所陈治水方法简而言之，一是使吴淞江泄水道畅通，加大太湖排水量；二是引西北南京、常州等处来水北入长江，使西南广德、宣州等地之水不东注太湖，减少太湖入水量。这是当时仁宗庆历以来所修吴江长堤横截江流、破坏水环境以及郏亶治水失败，给人们带来的对于漕运先于疏泄、治田先于治水观点的反思。单锷常“独乘一小舟，遍历三州（苏、常、湖）水道。经三十年，凡一沟一渎，无不周览考究”，可见其书不仅是对已有研究成果（如郏侨“治水必先治江宁”）的继承，更是其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再如绍兴士人傅肱建言“决松江之千墩、金城诸浦汇，涤去迂滞”，同时“开无锡之五泻堰，以减太湖而入于北江；导海盐之芦沥浦，以分吴淞而入于浙水”。质言之，就是恢复太湖原有三江排水系统而不是仅赖吴淞一江，并对吴淞江河道加以裁弯取直以畅其流。退休官员朱长文，于其《吴郡图经续记》中亦辟《治水》专目讨论吴中水患治理。

　　吴中水利研究新议题在仁宗时代兴起、神宗时代成为显学后，直到南宋晚期，仍有不少知识分子继续垂注并研究，不过其主体由一般士人转变为官员。政和六年（1116）平江府（今苏州）户曹赵霖奏上《三十六浦利害》（亦名《体究治水利害状》），其观点可用三句话概括：治水莫急于开浦，开浦莫急于置闸，置闸莫利于近外（去江海不超五里）。还要注重“筑岸裹田”，即筑圩岸以固民田。徽宗因命赵霖为两浙提举常平负责兴修，计“开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渎”。赵霖治水理论显然直承单锷而来，但也吸收了郏氏父子治田、置闸的观点。南宋中期湖州人、监行在都进奏院李结《治田三议》提出，治理吴中水患要坚持敦本、协力、因时三个原则。敦本指“专务治田”，“田岸既成，水害自去”，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郏亶的立场。“协力”指治水经费由佃户、田主、政府三方共同负担。“因时”指平素兴役，民众难免有怨言，政府可在灾害饥歉年份趁农闲动工。理宗景定二年（1261），慈溪人、任职苏州的黄震尚作有关于吴中水利的长篇论文，其时下距宋亡仅15年，上离吴中水利新议题兴起已200多年。这些宋代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将自己的生命与智慧投注于有关国计民生的社会现实问题研究之中，的确实现了“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期许。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农书研究”负责人、温州大学瓯江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