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程度地受到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影响。特别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影响几乎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起决定性的作用。环境的变化不仅会导致所在地区自然条件发生改变，同时也会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变化会促使人们从一种生业模式转向另一种生业模式。

　　独特的位置和自然属性

　　榆林地区属于中国北方文化区的农牧交错带，位于西北边的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和东南边的中原地区古代文化之间。中原地区古代文化通过北方文化区影响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也通过北方文化区对中原地区古代文化产生影响。

　　在自然属性上，该地区为农牧交错带中部核心区域，位于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季风与非季风、半湿润与半干旱的过渡带上，属于气候环境和生业变化的敏感地带。当全球或一定地区出现环境波动时，气温、降水等要素的改变首先发生在敏感地带的边缘。这些要素又会引起植被、土壤等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推动整个地区从一种自然属性向另一种自然属性转变。

　　5000—4000年文化发展序列

　　近几十年来，随着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发展和文明探源等研究性课题的深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联合发掘了30多处新石器遗址，初步建立了榆林地区5000—4000年比较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从仰韶晚期（距今5000—4800年）的尖底瓶系统到龙山时代早期（庙二文化）（距今4800—4300年）的斝系统，再到龙山时代晚期（距今4300—3800年）的鬲系统，每个时期根据陶器的演化可再进一步划分为早、晚两段或早、中、晚三段。每个遗址按照发掘单位全面科学地收集了人骨、动植物资料，为系统研究该地区生业及环境的连续变化提供了第一手原始基础材料。

　　5000—4000年动物考古与最新AMS14C测年数据

　　通过动物考古学研究发现，在仰韶晚期的横山杨界沙、靖边五庄果墚1期和龙山早期庙二早段的横山大古界、靖边五庄果墚2期、佳县乔家寨等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以野生动物蒙古兔、狍子等为主，家养动物主要是与农业经济相关的动物猪和狗，比例一般少于40%，没有可以确认的绵羊、山羊和家养普通牛。不同区域内部动物种类数量存在差异，黄土区的佳县乔家寨遗址猪的数量明显多于黄土沙漠过渡带的同时期其他遗址。生业模式主要为粟黍种植、家猪饲养的农业经济和狩猎采集，时间再向后推移到距今约4500—4300年的庙二晚段的横山贾大峁、红梁遗址及靖边庙梁2期遗址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家养普通牛和绵羊的骨骼。贾大峁遗址家养普通牛和绵羊仅占动物总数的10%左右，更多地延续了仰韶晚期动物遗存的特点，即以家猪和蒙古兔为特征。靖边庙梁2期和横山红梁遗址家养普通牛和绵羊已占动物总数的30%左右。

　　红梁遗址经过AMS14C测年，2件黄牛骨骼分别距今4406—4186年、4405—4186年，绵羊距今4407—4237年。靖边庙梁2期经过AMS14C测年，3件绵羊骨骼分别距今4406—4186年、4401—4183年和4342—4151年。这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数量较多和具有测年数据的一批家养普通牛和绵羊的遗址。从上述动物分析可知，庙二晚段的横山贾大峁、红梁遗址及靖边庙梁2期畜牧经济的雏形开始形成，当时的生业是以农业、畜牧、狩猎和采集等多种方式的生业模式。

　　距今4300—3800年的龙山时代晚期的石峁文化，在神木石峁、木柱柱梁和榆林火石梁等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中家畜的数量一般都达到了80%以上，且主要以家养绵羊和山羊、家养普通牛及家猪为主，其中家羊和家养普通牛占到总数量的60％以上。山羊在同时期的内蒙古中南部朱开沟遗址和山西陶寺遗迹均没有发现，仅在陕北榆林地区的龙山时代晚期遗址中有所发现。从龙山时代前期庙二晚段到龙山时代后期石峁文化，牛羊的比例明显提高，畜牧经济经历了从早期的形成、中期的发展和晚期的强盛阶段。陕北榆林地区从庙二晚段时期距今约4500左右开始，先民很好地接受了从西边经过欧亚草原传入的绵羊和家养普通牛，并很快发展成为在当地的生业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畜牧经济，对后来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距今5000—4000年期间榆林地区动物种类及家养动物比例的变化可以看出，生活在此区域的先民肉类“食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历了从仰韶晚期、庙二早期以野生动物为主到庙二晚期牛羊开始出现，再到龙山时代晚期以牛、羊等家畜为主的变化。从家养牛羊的测年数据可以佐证中国北方地区牧业经济形成于距今约4500年左右，且家养普通牛和绵羊要比山羊早到该地区，这和山羊、绵羊及家养普通牛的食性有一定的关系。绵羊和黄牛食性接近，基本是草食动物，它们只爱吃青草，山羊的食性更广泛。山羊虽然吃草，但它们更偏爱啃食植物的嫩枝叶。可食用各种植物资源的食性，使得山羊非常易于生存于多石、高山、干旱而多灌木丛的环境中。山羊对各种极端环境的适应力，以及依赖极少的资源便可维生的生物特质，也使得人们常依赖它们生存于极端的环境中。

　　新的畜牧业经济绵羊、山羊和家养普通牛的大量出现和饲养，为人类提供肉食的同时，带来了奶、毛和畜力等反复使用的更多的次级产品，同时也为骨料、皮及脂肪等副产品的加工提供优质材料。世界上最早的石峁口簧是使用大而扁平的牛肋骨加工而成，石峁骨锥和皇城台1.7万枚骨针基本是使用羊的笔直而坚硬的掌、跖骨加工而成，这为石峁文化超大型聚落的快速发展和强大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也为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牛羊传播及牧业的形成

　　最新的全基因组研究表明，绵羊、山羊和家养普通牛都不是最早在我国驯化的，它们的起源和传播路线基本相同。三者都是起源于西亚，距今1万多年前当地的野山羊（Capra aegagrus）、野绵羊（Ovis orientalis）和野生原牛（Bos primigenius）分别被驯化。随着西亚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并向世界各地扩散，其中一群人携带牛羊经欧亚草原向东传播，到达蒙古高原地区，然后分叉，一部分沿若水（黑河）向南传播到达河西走廊，一部分继续向东传播到达中国的榆林地区。由于榆林地区的河流大多由西北流向东南部的黄河，随后出现了一个90度的转折，开始由北向南，经南北向的河谷通道向南传播到中原地区。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距今4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同时出现早期绵羊和家养普通牛遗存的现象。从榆林地区发现有确切地层和距今约4500年测年数据的绵羊和家养普通牛来看，该地区的绵羊和家养普通牛出现的时间要略早于河西走廊地区和中原地区。

　　新的生产要素传播到一个地区是否被当地接受、改造和发展，取决于当地的气候条件，如降水、气温、土壤和植被等。榆林地区由于有适合牛羊的胡枝子、草木犀和黄耆等优质豆科植物饲料，先民们很好地先接受了从西边传入的不与人类争吃粮食的食草动物绵羊和家养普通牛，后接受了山羊。

　　绵羊、山羊和家养普通牛很快发展为在当地的生业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牧业经济，对后来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这个地区仍然是半农半牧经济为主，且畜牧业已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距今约4500年的庙二晚期，就存在跨欧亚大陆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现象，也是食物全球化的时代。在粮食作物上，表现在西亚的小麦、大麦向东首次传入我国的山东沿海；我国北方本土起源的两种作物粟黍经由北方草原带，西传至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地区，成为当时欧亚大陆上传播栽培最为广泛的农业作物。在家畜饲养上，表现在西亚的绵羊、山羊和家养普通牛通过欧亚草原传入中国北方地区。

　　牧的甲骨文写法为，金文写法为表示一个人拿棍子一类的工具正在驱赶一头牛或者羊，本意是放养牲畜，也指放养牲畜的人，如牧人。由此看来，随着牛羊的传入，我国的牧业经济也随之在榆林地区形成。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陕北榆林地区公元前3千纪至2千纪生业及环境的多学科研究”首席专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