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简《诗》文本公布以后，许多学者集中于文字释读与文字现象，就简文中字词之义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见解，丰富、完善了整理者的认识。也有一些学者沿着整理者将简文与《毛诗》文本对照的思路，或从文本差异入手，或从具体《诗》篇入手，对安大简《诗》的文本进行研究。其中部分研究涉及了它的文本性质，却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源自《诗三百》结集后的传本 

　　安大简《诗》是残本，其原貌已经不得而知。其中有六个国风，存诗五十八篇：《周南》十一篇，篇中不题篇名，末题“周南 十又一”。《召南》十四篇，篇中不题篇名，最后一简为第20号简，末端残，整理者推测“所残部分应当有‘召南十又四’的标记文字”。《秦风》十篇，篇中不题篇名，最后一简为第60号简，缺失，故内容不得而知。某风缺失，不知篇数，内容亦不知。《侯风》六篇，篇中不题篇名，末题“侯 六”。《鄘风》九篇，篇中不题篇名，末题“甬九 柏舟”。《柏舟》为《鄘风》首篇。《魏风》九篇，篇中不题篇名，末题“魏九 葛娄”。《葛屦》为《魏风》首篇。

　　国风名后加首篇篇名，后世一直沿用，比如敦煌写本和宋刻本《毛诗故训传》中，都有“周南关雎故训传第一”“召南鹊巢故训传第二”之类的标题。从安大简《诗》来看，后世的写本、刻本当是沿袭战国时期的文本体例。

　　考虑到安大简《诗》与季札观乐本、今本在次序、篇目、篇次等内容上有比较大的区别，我们考察文本性质，首先需要确定它是源自《诗三百》结集前还是结集后的文本。这直接决定了我们研究《诗经》形成过程是以今本为本位还是以简本为本位。

　　在传世文献的记载中，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诗三百》的篇名。排除《左传·隐公三年》“君子曰”言及《采蘩》《采蘋》《行苇》《泂酌》四个篇名，《左传·隐公三年》“卫人所为赋《硕人》”、《左传·闵公二年》有“许穆夫人赋《载驰》”和“郑人为之赋《清人》”之语。由此可以推知，在《诗三百》完成结集之时，各篇均应有篇名。

　　安大简《诗》篇中各篇虽不题篇名，但已经出现“柏舟”“葛屦”两个篇名，因而我们不宜认为它来源于尚未结集之前的、并无篇名的文本，而更应该认为它是在沿袭早期《诗三百》文本不题篇名的文本体例而已。

　　可能源自不同文本系统 

　　安大简《诗》是战国时期《诗三百》的传本，它是目前可见的战国时期《诗三百》的最早传本。据相关新闻报道，湖北荆州王家咀798号战国楚墓中也出土有残断的简本《诗》，只是目前荆州简《诗》尚未复原，内容公布还有待时日。虽然没有更多战国时期《诗三百》传本进行对照，但可以确知的是，当时《诗三百》并非只有一种文本面貌，而安大简《诗》则只是其中的一种传本。荆州简《诗》中，《周南·汉广》篇末题“《汉广》二章成篇”，是其证；而郭店简《老子》甲、乙、丙本的不同，则是其佐证。

　　黄德宽《略论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及其价值》一文，从分析安大简《诗》的异文入手，提出：“简本这些线索表明，战国早期之前《诗经》定本就已经形成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春秋战国时期《诗经》就有了定本，但传授既非一家，转抄也必经多人之手。在传授和转抄过程中，个人对诗意理解的差异、地域用字的习惯和特点、文字转写或传抄的一时之误，都有可能造成异文分歧。”其说甚是。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诗三百》完成结集以后的“定本”，虽说相对稳定，但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文本，我们要将它与汉代作为“经”的“《诗经》定本”区别对待。关于战国时期《诗三百》的文本，董治安《关于战国时期“诗三百”的流传》一文指出：“战国儒家习诗所用的传本，是有其相对稳定性的。”“战国儒家所传诗三百与今本《诗经》相比，虽然大体一致，亦已有所不同。忽视这个方面，简单化地把两者等同起来，恐怕也是不妥当的。”此外，从《论语》《荀子》所引《逸诗》不见于他处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测，儒家学派内部所使用的《诗三百》传本可能存在一些差异；而从《墨子》《晏子春秋》《管子》所引《逸诗》均不见于他处的情况来看，其他学派的《诗三百》传本与儒家学派的传本之间可能也存在一些差异。

　　《诗三百》完成结集之后的各个传本中，除了文字、书写可能存在差异之外，其文本结构、体例甚至部分内容等也可能存在一些差异。我们可以认为，文本结构、体例以及部分内容存在差异的不同《诗三百》传本属于不同的文本系统。

　　应属单篇别行之本而非全本 

　　如前文所论，安大简《诗》应当是源自《诗三百》结集后而非结集前的传本。而其中《鄘风》之前并无《邶风》，之后并无《卫风》。这是由于篇次与今本不同，还是原简中就并无此二篇？换句话说，安大简《诗》是否有全部《诗》篇？

　　从编次情况来看，古书有单篇别行的通例。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三论古书编次，认为古书有“单篇别行”之通例：“夫既本是单篇，故分合原无一定。有抄集数篇，即为一种者，有以一二篇单行者。”其中，“一二篇单行者”有通例三种：“一为本是单篇，后人收入总集，其后又自总集内析出单行也”，“二为古书数篇，本自单行，后人收入全书，而其单行之本，尚并存不废也”，“三是本是全书，后人于其中抄出一部分，以便诵读也”。《诗经》《尚书》这类文献即“本是单篇”，抄集而成。

　　战国时期，《诗三百》的流传呈现出与乐分离、向社会中下层传播的新变，“三百篇获得了更为独立的品格”。文本的独立，为单篇别行创造了条件。因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安大简《诗》未必有全部《诗》篇，只有部分《诗》篇。也就是说，安大简《诗》应当是一个单篇别行之本，而并非全本。

　　目前已知两种涉《诗》战国楚简的情况，可以从侧面支持我们的推论。据新闻报道，荆州简《诗》可以与今本《毛诗》中十五国风的部分篇目对读，则其中未必有《雅》《颂》的篇目。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所论仅涉及部分《诗》篇。

　　夏大兆《安大简〈诗经〉“侯六”考》一文已经提出：“若‘侯六’为晋诗的推论可信的话，则安大简《诗经》底本可能是晋国的一个抄本或摘编本，流传到楚国后，楚人将其重新抄写，所以具有明显楚文字的风格。”其后，在《安大简〈诗经〉“侯六”续考》一文中，夏大兆对此观点又有申述。其说总体可信。也有的学者认为，安大简《诗》与今本的文本差异为刻意改编而成，或许需要重新斟酌。书手更可能是出于诵读、学习的需要或个人喜好，从十五国风中选取部分单篇，每一风中亦可选取部分诗篇，成一单篇别行之本，无需求之过深。

　　如果我们将安大简《诗》视作单篇别行之本，而并不是一个全本，那么，我们对于它的篇次、文本差异情况的分析，可以不必限定于与全本的对照，从而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上文结合先秦文献的一些通例，对安大简《诗》的文本性质作出了一些推测。可以说，安大简《诗》的出现，推进了我们对先秦时期《诗三百》文本及其流传情况的认识，进而丰富了对先民文化传承方面的认识。相信随着《诗》《书》《易》等经典的早期传本不断公布，我们对中华文明早期发展情况会有更开阔、更宏观的视野，也会有更深入、更具体的认识。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朱子诗经学考论”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