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氾兮，其可左右。全球化作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为全球带来福祉，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近一年来，种种逆全球化现象伴随着一次次政治黑天鹅事件与民粹主义事件在西方社会层出不穷，引发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联想。这虽然无法撼动全球化走向，但背后机理与原因值得学界研讨并作出反思和对策建议。

　　就此，10月12—13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德国波恩应用政治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德学术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此次论坛主题聚焦“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来自中、德两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十位学者与会，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全球化、全球治理的新机制、万物互联与人类社会新秩序、逆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多边贸易秩序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集体安全措施与亚欧的国际安全经验等六大分议题展开充分讨论。

　　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张江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德国波恩应用政治研究院院长波多·洪姆巴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教授作主题报告。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常务副总编辑王利民主持。

　　全球化是不可逆的历史潮流

　　过去的一年，全球化向何处走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美国大选、英国脱欧、法国大选以及德国大选让我们观察到，民心向背与政治势力之间的动态还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李扬指出，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潮流。具体可以从全球化的四个要素进行分析。第一，市场经济本质就是全球化的，是在全球分工的基础上，以比较利益为基础，把全世界连为一个生产体系。这样一种全球体系是高效率的。当前出现的若干逆全球化现象，实质上只是对这个进程的某些方向、某些范式、某些结果进行调整。第二，全球化的载体是各种各样的跨国公司，正是跨国公司促进了产品、资本、劳动力和信息的深度交流，并通过产品内分工，打破了国境的禁锢，将国际化深化为全球化。第三，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是全球化的不竭动力。全球化的方向、路径和深度，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变化的。第四，全球化有一套全球治理机制，包括全球治理的机构和规则。当前的全球治理机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在经济领域至少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相关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这些治理机制保证了全球化顺利运行。

　　“今天，立场成为问题；过去，它曾被认为是不变的恒量。”洪姆巴赫坦言，就在一年前，我们没有想过今天会谈论“去全球化”。在2016年的第四届中德学术高层论坛上，我们没有计划谈论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没有计划谈论欧盟强大的离心力问题，也没有计划讨论划界、国家自利主义和外来仇恨的心态等议题，更加不会料到，一个西方领导人被选进一个摇摆的路线中，还把艰难获得的国际合作结构通过推特抛进“垃圾堆”中。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另一种积极的变化。”邱泽奇说，那就是人类在反思第一次全球化的经验和教训，并以积极的姿态，在迎接和拥抱新的、第二次全球化。作为其中的一个样式，由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正得到越来越多的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并没有人们曾经担心的、在第一次全球化中大行其道的“支配性”和掠夺性，更多的是合作，更多的是发展的机会，更多的是世界多样性之间的彼此尊重、相互合作和支持。

　　邱泽奇认为，此刻，两种全球化的政治也呈现出来。第一种是在第一次全球化中充分体现的以霸权为基本特征的、以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为主轴的、一元化和单极化的全球化。第二种是在第二次全球化中正在逐步展现的以合作与发展为基本特征的、以民生为主轴的、多元与多样性并存的全球化。

　　“一带一路”提供全球化新范式

　　学者们一致认为，当前的逆全球化景象是全球化处于转型期的表现。而世界格局的变化，是促使全球化做出调整的内在动力。

　　李扬指出，世界格局的变化导致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争论。他就此列出了一组数据：20世纪90年代之前，占世界人口10%的国家生产并占有了70%的GDP，这种状况延续了200多年。2001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发达经济体，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2012年，新兴经济体对全球GDP总量的贡献超过50%，更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近60%，而发达经济体已经退到40%左右。中国在2016年对全球GDP增量的贡献是33%。应当说，正是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引起了大家对全球化的重新思考，与之相伴的，将是利益的重新调整。

　　洪姆巴赫对此表示认同，“全球化会提高效率、增加产出，进而从总体上增加人类的福祉；但是，当前，人们要求的是调整全球化的范式，使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李扬认为，不能忽略全球化过程中的分配问题。全球化本质上确实是一个共赢的经济过程，但是,有一些国家有可能拿到很多，另外一些国家可能只拿到很少。久而久之，就会引发国际纷争，进而产生质疑。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优先，基本上抛弃了多边主义，而回到了双边规则。但是，如此调整，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去全球化，相反，它是在新的形势下寻求一个美国优先的、新的全球化方式。同理，英国脱欧也是要寻找一个有利于英国的全球化参与方式。正是在这个大变动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提出了自己的全球化主张，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个全新的全球化方略，如今已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

　　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认为，一段时间以来，坚持全球化与反对全球化不仅仅是研讨会上的唇枪舌剑，也不仅仅是少数人的游行示威，而是以不同的政治主张、发展纲领与政策措施在不同的国家得以具体实施。有的国家开始严格限制国际移民；有的国家专注于发展自己，大幅减少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有的国家通过不同形式搞贸易保护，超越国际贸易制度安排对其他国家实行贸易打压等。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都坚定地表示要继续高举经济全球化大旗，继续把全球化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深入、系统地思考全球化的未来以及用什么样的新方法来推进全球化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问题。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志彪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大国的世界情怀和担当，也是中国在面对“逆全球化”复杂局面，更新全球治理和发展机制、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最重要的决心和措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可以在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加快中国制造发展的优良环境和氛围的形成，从而抓住世界赋予中国的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世界呼唤新的安全合作

　　2001年时任德国国防部长鲁道夫·沙平第一次访问中国，那一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16年来，沙平观察到，中国在自身发展中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和世界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沙平看来，当前，国家间战争越来越不可能；但是，暴力挑战对各个国家的影响还没有消失。在全球化时代，暴力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改变，各国无法用自己单独的军事力量维护其利益，需要开展跨国合作。今年中国召开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利益要得到保护。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维和部队中最主要的贡献者之一，在打击索马里海盗、反恐怖主义等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安全合作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担保进而纳入世界安全体系的过程。

　　在当前西方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阴影延宕、西方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沃尔夫冈·鲁第施豪泽就共同安全协议和国际安全问题，谈了欧洲的经验。他认为，在冷战结束之后，对于“和平红利”的巨大期望并不总是会得到满足。欧洲的共同安全协议对于和平的认识介于“陶醉”和“清醒”之间。欧洲的安全系统处于危险之中。与此相反，在亚洲有关共同安全的对话越来越多。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都存在各种错综复杂、成员重叠的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群体。在不同的历史经验、不同准备的基础之上，共同安全协议以及支持机构其实是一种对部分国家主权的放弃，是一条需要跨越的历史鸿沟。

　　王利民对此次论坛进行了总结。他指出，第一，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应积极应对其带来的风险。当前，全球化正处于转型和调整期，在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现象，不能简单解读为反对全球化，而应看作全球化的转型期表现。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我们需要注重分配问题，保护全球化中的弱者、失业者，而不能偏袒华尔街等少数既得利益者。第二，要关注全球化新范式。当前，互联网技术为很多中小企业、欠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共同参与全球化的机遇，创造了一个新的全球化范式。“一带一路”为全球各个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共生共存、共同发展、共同构筑未来全球化或新全球化时代提供了契机，提供了一种新的全球化范式，期待全球能够共同参与。第三，转型期的风险控制，应该上升到全球安全合作的高度。要避免民粹主义的冲击。中国一直以来坚持和平安全的理念，并愿意进一步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积极角色。中德两国都从全球化中获益，共同期盼有一个安全的规则。第四，此次研讨会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合作、互惠、包容，这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互相学习、互相担保，是人类由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着力点。全球化要多制造多赢的规则，而避免制造输家甚至制造持续的输家。

　　此外，学者们还围绕互联网技术发展对全球化的影响、产品因素与人口因素在全球化中的作用、精英流动与难民问题的区分等具体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中德学术高层论坛”是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德国波恩应用政治研究院联合发起、举办的小规模、高层次学术研讨会。该论坛为年度论坛，在中德两国轮流举办，每年举办一届，已连续举办五届。据悉，第六届中德学术高层论坛将于2018年在德国慕尼黑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