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南亚次大陆南端的斯里兰卡具有突出的区位优势，被称为“印度洋上的珍珠”，与印度南端隔海相望，占据了连通中国和非洲及欧洲航线极为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无可替代的重要交汇点。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友好往来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佛教文化的交流、贸易互惠的发展等因素都推动了中斯的友好往来。两国丰富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见证了历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为中斯交往留下了翔实的记录和佐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有力推动了中斯的商贸交流和文化互动，新中国成立后的《米胶协定》等加固了两国的情谊。两国的历史交往体现了平稳和谐与互利互惠的特点。今天，中国和斯里兰卡正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古代海上贸易航路平等互利

　　斯里兰卡在中国典籍中有众多称呼，如已程不国、狮子国、师子国、僧伽罗、僧加剌、楞加、锡兰等。斯里兰卡是连接东西方海路交通的重要节点。《汉书·地理志》记录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航海交通情况，“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已程不国是中国文献中对斯里兰卡的最早称谓。这是正史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首次记载。海上丝绸之路拓展至斯里兰卡与张骞通西域年代相近。

　　两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有了进一步发展。《法显传》（又称《佛国记》）载，“得此梵本已，即载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余人”。5世纪初斯里兰卡已有容纳上百人的商船远途航行，表明当时海路贸易的发达和往返于中斯之间的商业航路的成熟。海上丝绸之路在唐宋时期发展得更为繁荣。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已然成为“汉蕃杂居”的国际化都市。唐代海路贸易的发展规模远超海上丝绸之路发轫的汉晋时期，斯里兰卡的重要性也随丝绸之路的繁盛更为凸显。中国载籍中关于中斯交往的记录日渐增多，包括官方礼尚往来、民间商贸交往和朝贡名义下的贸易文化活动等。互利互补、互通有无的贸易活动推动了丝绸之路的繁荣，还促进了航海科技和地理知识的传播，中斯两国无疑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获益者。

　　明初海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作为官方航行活动的郑和下西洋无疑是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壮举。1911年在斯里兰卡南部港口加勒，公路建设者挖出一块刻有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的石碑，称《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碑文记录了受明朝皇帝派遣的郑和等人在航行期间到斯里兰卡巡圣迹、施香礼的和平之举，印证了明代中斯文化和商业友好交往、平等互利的辉煌盛况。这是斯里兰卡历史上首次发现的由外国人制造的碑铭，如今珍藏于科伦坡国家博物馆。该石碑是中斯友谊的重要历史见证，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斯里兰卡期间，收到拉贾帕克萨总统赠送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拓片。

　　西欧殖民者在郑和下西洋近百年后才开始主导阿拉伯海至印度洋到东南亚的海上航路。英国人李约瑟认为，与葡萄牙帝国的缔造者们同一时代的中国船员没有打着战神的旗号，“来自东方的航海家，即中国人，他们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古代中斯友好互利的商贸活动和平等互信的文化交流与西方殖民者后来入侵斯里兰卡的掠夺行径形成鲜明对照。

　　中斯文化交流绵延千年

　　斯里兰卡有两千多年佛教历史，传承和发展了上座部佛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佛教国家之一。佛教把中国与斯里兰卡紧密联系在一起，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中斯的千年文化交流。406年，斯里兰卡高僧昙摩向东晋孝武帝呈送佛像。赠送佛像是斯里兰卡佛教徒的最高礼数，此举是中斯友好交往的权威见证。东晋高僧法显西行天竺，后登船航行抵达斯里兰卡研习佛学，停留两年后从海路回国，成为首位陆路出、海路归的高僧。法显是古代陆路和海路的亲历者，他所著的《法显传》描述了当时斯里兰卡宗教文化、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的生动画面，是研究斯里兰卡历史的重要典籍。同时这部书也成为研究古代西域、中亚和南亚各国的重要文献。法显取经的事迹在斯里兰卡广为人知，成为两国友好往来的象征。相传法显曾在山洞留宿，当地人为纪念他，将此山洞命名为“法显洞”，并修法显庙。该地村口竖着石碑，刻着“法显石——斯里兰卡—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村”。

　　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双方交往更为密切。7世纪中叶以后，前往斯里兰卡瞻礼佛牙、膜拜佛迹的人逐渐增多。唐代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黄金时期，中斯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迎来高潮。中斯佛教徒留下的载籍资料对中斯文化交流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海上丝绸之路发挥了中斯佛教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16世纪以后斯里兰卡受到西方殖民者的侵占，从此经历了400余年的殖民统治。在葡萄牙、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沦为半殖民地，在英国殖民统治时完全沦为殖民地。殖民统治给这个岛国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法律制度和教育体系等打上了殖民印记，使其成为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也使中斯文化交流几近中断。

　　斯里兰卡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后，两国佛教徒的传统友谊得以重新发展。中斯佛教交流薪火相传，体现了两国传统友谊和互敬互惠的文化交往主旋律。佛教和儒学、道学相互交流借鉴，对中斯两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自高僧昙摩赠送佛像后，斯里兰卡历朝历代向中国多次敬献佛像，这一传统延续至今。新中国成立后，斯里兰卡多位领导人向中国赠送了佛像，佛教在中斯友好交往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彰显。中斯佛教交往1600年间相互学习借鉴，为中斯友谊的发展提供了正能量，这种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可为其他领域开展合作提供厚重背景和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斯互助互信

　　1948年斯里兰卡宣布独立，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沿用旧时国名“锡兰”。走出殖民时代的斯里兰卡开始释放出自身活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972年斯里兰卡摆脱自治领的身份，仍留在英联邦，改名为“斯里兰卡共和国”，1978年改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斯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不久，斯里兰卡于1950年承认新中国，1957年中斯建交。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为缔结中斯友谊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倡导和平共处原则，强调对大小国家均以礼相待。斯里兰卡政府奉行不结盟政策，一贯对华友好。斯里兰卡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念表示认同和支持，并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中斯两国在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拥有共识，中斯关系是大国与小国交往的典范。1952年，斯里兰卡不顾西方国家阻挠，同中国签订《米胶协定》。两国以大米和橡胶互补余缺，体现了平等互利原则，是两国患难时期互助互信的见证。斯里兰卡政府还多次赠送被视为吉祥之物的大象给中国，以这种崇高礼节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1972年赠送的名叫“米杜拉”（僧伽罗文，意为朋友）的小象在中国家喻户晓。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在斯方建议下援助修建了法显村，后来援助修建了一座法显纪念馆，中斯双方在落成仪式上表达了增进传统友谊、加强文化交流的良好愿景。中国还多次在斯里兰卡援建大楼，其中“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就是中斯友谊的标志性建筑。斯里兰卡遭遇自然灾害和恐袭事件时，中国多次伸出援手并表示慰问。中国汶川地震时斯方也高度关注并捐助物资。中斯友好交往的事例不胜枚举。

　　一带一路助力中斯合作共赢

　　海上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的共同遗产。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为这条古航道注入了新活力。斯里兰卡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斯政府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希望能够再次成为印度洋海域的核心枢纽。两国进一步加强了航运、基建和能源开采等多领域合作，不少重大基建项目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营，正在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14年9月17日，对斯里兰卡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和拉贾帕克萨总统共同为港口城奠基揭幕。习近平主席要求中方建设者高度负责、精益求精、按时保质地完成任务，同斯方一起建设好这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斯合作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中方为斯里兰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使这颗“印度洋上的珍珠”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2020年4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布的题为《“一带一路”与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的研究报告认为，“一带一路”为斯里兰卡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带一路”为两国的合作拓展了空间，深化了务实合作。中斯将在贸易投资、交通、科技等领域进一步合作，促进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推动两国关系在传统友谊的基础上共同谱写美好未来的新愿景。任由国际关系变化波谲云诡，中斯关系仍稳定发展。中斯真诚互助和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已在新的更高起点上沿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本文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史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