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13日，中国和加拿大正式建交。在中加关系发展的50年间，虽然自主诉求和美国因素长期左右加拿大对华政策，但务实和远见始终是中加关系发展的主旋律。本文依据布罗代尔的“事件史”观，将中加建交50周年分为四个主要时段，回溯并展望中加关系。

　　皮埃尔·特鲁多与中加建交

　　中加关系最初始于民间交往。18世纪初的西洋参贸易和19世纪下半叶加拿大第一批有组织的传教士来华宣教，近千名传教士在豫北、华西、华南开设医馆、学校和出版机构，是诸国来华传教士中口碑最好的宣教士。新中国成立后，在传教士后代的积极推动下，加拿大在20世纪50—60年代曾数次试图“接触”中国，特别是在1955年、1958年和1963年，加拿大三次拿出了承认社会主义中国和改善加中贸易关系的议案，但因此间的两次“台海危机”以及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强烈反对而搁浅。冷战期间，虽然中加两国处于敌对阵营，但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加拿大向中国援助了大量小麦，帮助中国渡过了困难时期。周恩来曾对来访的老特鲁多总理说：“中国非常感谢加拿大的慷慨，当别国不卖粮食给我们时，你们卖给了我们小麦。”

　　中加启动建交谈判得益于周恩来和特鲁多的远见和务实。自1968年4月特鲁多接任总理后，在他的亲自推动下，中加两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就承认新中国和两国建交进行了长达20个月的沟通和谈判。其间，加拿大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特别是美国要求加拿大考虑“两个中国”或类似的政策和方案，但信奉自由国际主义的特鲁多没有妥协。1969年2月，加拿大驻瑞典大使曾多次与中国驻瑞典使馆联系，讨论建交事宜。约两个星期后，中方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示下，双方就中方建交“三原则”进行了17次会谈，加拿大在与中国建交公报中的“一个中国”问题上创新性地提出了“注意到”（take note）的措辞，避开了来自美国的直接压力。此后，“take note”成为其他14个西方国家在冷战期间与中国拟定英文建交公报的通用措辞。

　　克里蒂安与中加“黄金十年”

　　中加建交后，双边签署的各项贸易和教育交流协定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冷战结束后，克里蒂安总理开创的中加“黄金十年”（1993—2003）成为中加关系的历史丰碑。1994年11月，克里蒂安总理亲自带队，由400多位加拿大商人、9位省长和2名北方自治领首领组成的加拿大贸易促进团访问中国大陆和香港，双边签署了85亿加元的贸易合同和备忘录，包括加拿大向中国秦山核电站出售两个核反应堆。这是加拿大历史上也是中国对外贸易历史中最大的双边贸易。

　　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加拿大仍坚持与中国自由贸易，实属不易。1998年，朱镕基总理在“加中贸易理事会”年会上说：“加拿大是中国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2001年2月，克里蒂安总理再次率团访华，8位省长、3位自治领首领和近600名加拿大企业家随团来华。两国总理会谈后，签署了中加能源领域、中加环境与气候、司法改革、西部开发等领域合作备忘录和中国加入WTO后的中加发展合作项目意向书、中加学者交换项目谅解备忘录以及总额为57亿加元的商业合同和意向书。加拿大贸易促进团自1994年秋首访中国后，每年来访一次。2016年9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加拿大时曾特别看望了克里蒂安，并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哈珀政府与“政冷经热”的中加关系

　　“9·11”事件后，加拿大国内复合新现实主义思潮上升，众多精英认为加拿大已经成为当今权力分散的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在对外政策和行动上，可以更多地依据本国民众的价值偏好，向国际社会输送“自由、平等、人权、法治”价值观。这一“主要大国”思想在2006年1月斯蒂芬·哈珀领导的保守党获得执政地位后得以全面实践。哈珀对中国的崛起大国地位以及中国的海外拓展存有疑虑，上任后随即调整了自由党前任总理的对美和对华政策，采取了“扬美”“抑中”政策，推崇“人权高于主权”，对中国知识产权和西藏、新疆人权问题公开批评，中加关系曾一度陷入僵局。但中方出于对加拿大援华历史的感念，对哈珀“愤青”式的对华政策和行为采取了“冷处理”，避免了中加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可能对冲。

　　中国政府还在哈珀总理2012年第二次访华后向加拿大赠送了两只大熊猫（大毛和二顺），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加拿大人民的深切情谊和中国政府对双边关系的重视。此后，中加关系在经历了“政冷经热”后逐步回暖。尽管“中加战略伙伴关系”未能全面落实，但加拿大官方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继续实行对华援助项目。

　　中加关系的短期停摆

　　2015年10月，由贾斯廷·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联邦大选中击败哈珀领导的保守党，组成多数党政府。作为老特鲁多的儿子，小特鲁多在其当选的第二年就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中加双方达成了双边总理年度互访机制和外长高层互访机制，双边合作项目数量达历史新高，中加主流媒体也相信中加新“黄金时代”已经来临。2017年12月，特鲁多总理再次访问中国，但双方原计划签署的中加自贸协定谈判备忘录却因美加自贸协定谈判在即和加拿大国内政党博弈而未提上日程，双边关系瞬间“降温”。但2018年中加旅游年依然为加拿大旅游经济带去了可观的收入，73万多名中国游客给加拿大带去了至少219亿元人民币（按照人均消费3万元人民币计算）。然而，2018年12月1日突发的“孟晚舟事件”，使得中加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由于加方的责任而受到伤害。

　　从大历史视角审视中加关系，双方并没有原则性分歧，从没有历史积怨和历史问题，也从未出现过高烈度贸易和政治冲突。当下两国关系中发生的分歧和矛盾有些属于短期内难以消除的结构性矛盾，有些则是美国制造的偏见和认知缺陷所造成的。作为“七国集团”一员，冷战后的加拿大已不再满足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斡旋者、维和者和援助国”的传统中等国家角色，而是选择参与世界秩序的塑造。从中方来讲，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中加双方需要重新学习适应彼此，尊重彼此间的差异和变化，以民生为大局，用务实的外交手段、求同存异的立场实现对话和合作。中加疫情期间的医疗物资相互支持和疫苗合作协议，中国和欧盟、加拿大三边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的部长级合作，就是良好的开端。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加拿大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