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一体化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现象。纵观战后国际关系史不难发现，区域一体化经历从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及转型国家不断辐射蔓延的发展过程。直到今天，世界各个地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及相关机制载体。然而，西方区域一体化理论长期统治着学界对区域一体化问题研究的范式选择和议题设置。弗莱贝格（Aron Freidberg）甚至提出，“欧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而韩裔学者康灿雄（D. Kang）则反问，“我们为什么要用欧洲的过去来探讨亚洲的未来，而不用亚洲的过去探讨亚洲的未来呢？”鉴此，本文试图抽丝剥茧，对欧洲区域一体化理论谱系特点及其适用性进行探讨。

　　区域一体化的多维概念

　　就词源而言，英语中的“一体化”（integration）是个舶来词，源于拉丁语的“integrationem”，是17世纪初从法语的“intégration”引过来的。在英语中，“一体化”一般有三种解释：（1）成为某个集团或社会中一员的过程；（2）允许各种族的人使用同一地方、机构或组织的过程；（3）不同个体整合成一个单位或体系的过程。在俄语中，“一体化”（интеграция）被解释为“把各个部分或个体连成整体的发展过程”。在汉语中，“一体化”意为“使各自独立运作的个体组成一个紧密衔接、相互配合的整体”。可见，分散的不同个体整合或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过程或行为是一体化概念的内核。

　　一体化一般就是指区域一体化，或称地区一体化。不同学科对区域一体化的研究路径及核心问题的设定也不同。经济学主要从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收益角度来探讨区域一体化，如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大市场理论、共同市场理论、协议性分工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等。区域一体化从低到高的表现形式有：优惠贸易安排（PTA）、自由贸易区（FTA）、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联盟、完全经济一体化。政治学则把区域一体化看作政治体系，关注政治体系内各单元的权力分配、机构设置、组织运作及其相互关系和政治影响，如联邦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一体化的核心问题是成因问题，重在解答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走上一体化道路的原因及发展动力，如功能动力、制度动力、民族国家动力等。

　　欧洲区域一体化理论谱系

　　欧洲一体化是西方研究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对象。欧洲一体化理论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区域一体化理论之一，几乎成为西方区域一体化理论的代名词。总体来看，欧洲一体化理论主要由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和制度主义构成。

　　功能主义属于自由主义理论范畴。功能主义又分以米特朗尼（D. Mitrany）为代表的旧功能主义、哈斯（E. 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以及以霍克（L. Hooghe）和马科斯（G. Marks）为代表的后功能主义，三者之间是承继、修正与发扬的关系。旧功能主义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强调一体化进程的技术性和非政治性。其最大的理论贡献是提出“扩展”（ramification）概念，就是指在某个领域的成功合作会带动其他领域的合作。新功能主义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功能主义是欧洲一体化启动后发展而来的。与旧功能主义不同的是，新功能主义强调一体化的政治动因，并提出“外溢”（spill-over）概念。新功能主义者认为，外溢是一体化的重要动力，指的是从一个部门及地区向另一个部门及地区扩散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欧盟的成立，欧洲一体化从经济领域逐渐向社会、政治、防务等领域扩展。与此同时，欧盟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新问题，那就是尽管欧洲一体化所产生的经济福利在不断上升，但是民众对一体化的认可度却在下降。在此背景下，2009年霍克和马科斯在修正新功能主义基础上，吸收建构主义的社会建构、社会认同等理论观点，提出后功能主义理论。后功能主义认为，社会认同成为影响欧洲一体化前途的重要问题。与新旧功能主义强调“精英驱动”不同，后功能主义者提出，社会力量、公众参与也成为一体化的新驱动力。

　　政府间主义是现实主义研究一体化问题的代表性理论，分为传统政府间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传统政府间主义的历史背景就是1965年欧共体“空椅子危机”。传统政府间主义指出，国家是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最主要的行为体。作为传统政府间主义的奠基人，霍夫曼（S. Hoffmann）强调国家在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心地位，国家利益是一体化前进的驱动力，并不认同新功能主义所推崇的“外溢”效应。20世纪80年代，在理性选择、集体行为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刺激下，同时吸收自由主义相关观点，现实主义的一体化理论实现了突破，形成了自由政府间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坚持国家是一体化的中心行为体，但是在分析一体化问题中增加了经济利益变量，认为经济利益应该高于政治利益，并在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与上述两大理论流派相比，新制度主义是研究区域一体化的理论新秀。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欧洲一体化进入深刻变化时期，欧共体逐步向欧盟转化。20世纪90年代，研究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动力是新制度主义的关注点。在国际关系学中，新制度主义主要分化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一体化形成的动力。具体而言，就是研究欧盟制度的运作，行政、司法、立法之间的权力分配及其政策效果。历史制度主义者的立场偏中立，强调制度的历史变迁，在分析欧洲一体化进程时引入了“路径依赖”概念，并认为欧洲一体化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的过程，一体化进程中的决策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欧洲一体化理论的适用性探讨

　　毋庸置疑，欧洲一体化的相关理论是目前国际关系领域最成体系的区域一体化理论，一定程度上被奉为其余地区一体化实践的理论坐标。以欧洲一体化理论为核心的西方区域一体化理论提供了以下三大经验：首先，每个理论都是分析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全部。欧洲问题专家宋新宁指出，欧洲一体化“不存在一个宏观的一体化理论体系，而是一种‘马赛克式’的嵌入拼图，各种理论学派和学说交织在一起”。其次，各个理论流派对区域一体化驱动力的理解不同。功能主义强调功能动力，政府间主义认可国家动力，新制度主义重视制度动力。最后，一体化理论与地区一体化的实践紧密相连，互为促进。每一个理论都对应着一体化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并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那么，欧洲一体化理论能否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理论？欧洲一体化模式能否成为其余区域一体化的范本？欧洲一体化能否为其他区域一体化提供理论依据和发展模式？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商榷的。正如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学家布尔（H. Bull）所言：“如果我们所使用的理论都源自西方并以西方为标准，这些理论能使我们充分理解非西方的国际政治体系吗？”

　　从理论萌生和发展来看，欧洲一体化理论是根植于欧洲数百年来哲学、政治思想传统，以二战后兴起的欧洲一体化为实践平台，又以西方社会科学的诸多理论为依托而形成的，解释欧洲一体化过去、现在及未来发展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学说。

　　就历史基础而言，欧洲一体化的诞生是二战后以德法为主的欧洲国家借助地区整合来实现地区“永久和平”的决定，也是美苏争霸背景下美国对西欧国家扶植的结果。东盟是东南亚地区一体化的核心和载体，它成立的动因是维护地区安全，并且与美国保持战略盟友关系。欧亚一体化是俄罗斯恢复“欧亚强国”地位，实现再次崛起的战略抓手。

　　从类别上看，区域一体化类型具有多样性，一体化方式及地缘政治经济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比如，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体化，是“北北一体化”，其以西欧发达国家（德、法）为核心动力，注重挖掘本地区一体化潜力，重视对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欧盟化”改造；东盟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一体化，是“南南一体化”，这类区域一体化的特点是通过整合内部力量，改善区域内合作环境，进而吸收外部经济发展资源来促进本地区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新兴国家一体化，属于“南北一体化”，其特点是美国通过联合加拿大、墨西哥，主导北美地区经济秩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