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百年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21世纪初出现了理论研究的“全球转向”，即构建真正具有全球意义而非仅为西方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全球转向的主要有两个学派：一是以阿琳·蒂克纳（Arlene Tickner）为代表的“批判学派”；二是以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为代表的“兼容学派”。两个学派的共同点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超越西方语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观照。
批判学派：颠覆中心—边缘知识生产的二元结构
称蒂克纳及其同事的研究为“批判学派”，是因为他们借鉴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将当今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基本状态描述为一种中心—边缘结构。中心占据主导性地位，而边缘是从属的，是“被治理、被剥削、被置于变革过程而被变革”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自诩为具有普适意义，实际上只是地方性知识的表象。国际关系学的实践和现状表明，它并不具有全球性和全球意义。
国际关系学科之所以出现当下的不平等状态，不在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研究起步早，发展历史长，因而在理论建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国际关系学科真正的问题在于，西方国际关系学“刻意压制了不同的观点和视角”，目的是维护自身的理论话语霸权，持续保持在知识生产中的垄断地位。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强制性主导的本质，坚持只有西方才能生产普适性理论和进行普适性思维的偏见，将非西方经验视为殊相，这无疑表现出典型的福柯意义上的知识—权力关系。
不仅如此，根深蒂固的中心—边缘结构使得不平等权力关系以主体—客体的身份形式固化起来。边缘地带国际关系学者的客体身份使他们成为知识生产和理论发展建制体系的局外人，因而被剥夺了理论建构和创新思维的能力。他们可以消费知识，但不能生产知识；可以使用理论，但不能创造理论。非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只能提供原材料，只能使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实证和诠释。这样，一个知识生产的链条就被建立起来，中心作为优势主体发挥能动作用，边缘作为消极客体只能被动跟随和被动消费中心生产的知识。
主体—客体的边界以理性主义认识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排他性而得以明确化和具体化。通过划定清晰的理论边界，使得边缘地带的思想和观点永久处于理论领地之外，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垄断地位和主体身份。国际关系学科的规则、标准体系、界限划定都是主流国际关系界所做出的，因此也就拥有了决定什么是“科学”理论、什么不是“科学”理论的权力。
批判学派认为，国际关系理论要获得真正的全球性和全球意义，根本路径只能是革命性地颠覆中心—边缘的知识权力结构，改变知识生产领域的不平等现状。尤其重要的是发现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想，并鼓励这些理论和思想发展壮大，使边缘地带的国际关系学界成为国际关系知识的生产者和理论的建构者。简言之，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和学者同样是知识主体而不是客体。出于这种考虑，批判学派的学者试图发现世界不同地域文化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以此解构国际关系学的金字塔格局，取得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多样性效果。
兼容学派：搭建中心—边缘知识生产的交汇平台
兼容学派几乎是与批判学派同时兴起的，主要指以阿查亚和布赞为代表的学者推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努力。与“批判学派”相似，兼容学派也认为当今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话语霸权是不合理的，改变的途径是鼓励非西方的知识生产。但与批判学派不同的是，兼容学派认为全球国际关系学需要包含和超越西方和非西方的理论，共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知识生产实践。
阿查亚和布赞在2005年发起了“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项目，通过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过程的研究和思考，结合当今时代非西方世界的兴起和全球化的普及，认识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统天下是不可能的事情。一方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充分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表现出明显的解释力不足；另一方面，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巨大发展潜力也在不断显现。根据当今国际社会的实践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需求，国际关系学必须具有全球意义。
兼容学派的目标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GIR）。阿查亚提出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六条基本原则，核心理念是多元普适性。现在国际关系学科所倡导的普适性实际上是一元普适主义。用罗伯特·考克斯的话说，就是“对所有时空都是属真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将所有不同事实均视为同质性事实的观点”。这不仅不能反映多样化的现实，而且产生了压制多样性思想的负面作用。提倡多元普适主义，将国际关系学视为一个由多元基础支撑的知识大厦，无论是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智识与实践，都是多元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元普适性要求国际关系学根植于世界历史，而不是仅仅西方的历史或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史。世界历史是以复数形式呈现的，西方和非西方的历史、思想、实践，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而言，都有着重要的原生意义。国际关系学界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表现的是一种失衡的结构性分工，即把非西方地域单纯视为验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田野或实验室，这显然不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国际关系学。因此，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鼓励非西方学者依据自身的历史和实践，提炼概念、发展理论。为此，国际关系学者需要深入挖掘世界不同地域的历史和不同文明的实践，以此产生原创性知识，挑战固有的理论范式。
当然，兼容学派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全球国际关系学不是要取代或是推翻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而是要将其纳入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范畴。也就是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排斥对象。同时，兼容学派也要求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重新思考自身的理论假定，拓展理论和思想视野。比如，现实主义应更多地关注文化、理念等因素是怎样使国家或文明避免冲突、走向合作的；自由主义要审视不同地区、不同场景中的合作方式和一体化道路；建构主义则需要更多地考虑不同行动者在确立和传播理念和规范中的能动作用。
兼容学派的核心内容是提倡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化，尤其是通过非西方学者对自身历史、传统思想、实践经验的深入挖掘，提出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目的是改变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的话语霸权地位，使国际关系真正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学科。在全球化时代，仅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充分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当然，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从兼容原则出发，在对待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要承认其知识贡献并将其纳入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体系之中。
国际关系理论“全球转向”的启示
批判学派努力以革命意识颠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话语，兼容学派试图以改良姿态重构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体系，虽然两者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态度不同，但都认为非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生产是改变现状的重要路径。正因为如此，两个学派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转向”。
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转向具有深刻的知识意义和实践内涵。其一，全球转向的根本在于国际关系学需要具有全球意义。世界不同文明的思想、不同民族的历史、不同地域的实践，都能够成为知识生产的源头活水。只有充分开发利用，才会出现全球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二，全球转向蕴含的知识生产需要开发非西方智识资源，构建原创性的理论范式。西方国际关系学已有逾百年的发展历史。当下，全球转向是否能够成功，更多地取决于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是否能够产出原创性的理论。其三，全球转向的终极目标是，西方和非西方生产的知识最终要超越西方—非西方的二元藩篱，成为人类共同的知识基础。
批判学派和兼容学派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全球转向的努力给予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对于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而言，关键是要意识到多元世界的存在和共在。这些不同的世界既是物质世界，也是意义世界；既相互平行，也相互交汇。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知识实践是无限的，人们创造社会意义的潜能是无限的，因此，知识生产的可能也是无限的。
（作者系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外交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