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呈现学科全貌。国际交往古已有之，国际关系思想更是源远流长，为何国际关系学只有短短百年历史？加拿大学者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J. Holsti）一语中的——因为直到1919年国际关系才正式“成为一门学科专业，在大学里建立起来了，而之前不是这样”。正如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秦亚青在序言中指出，不少学术史研究对教育体系、专业机构、学术期刊等此类学科内容之外的部分多有忽略。但该书对上述“边缘地带”也都做了大量探索，对于呈现出一幅完整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地图具有重要意义。

　　比如，在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该书提及早在民国时期，大学的政治（学）系便开设了相关专业课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大学与外交学院先后创设，前者是第一所以社会科学为主的新型综合性大学，后者是第一所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专门院校。1964年，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国际政治系。改革开放后，不仅外交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办学，北大和复旦也开始招收国际政治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并带动越来越多的单位加入国际关系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行列。此外，还有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等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项目陆续出现。进入21世纪，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规模更是蔚为大观，拥有学科点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越来越多，学生数量急剧攀升。再比如，尽管新一代国际关系学者对译著的依赖日益降低，译书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从改革开放前著名的“灰皮书”系列，到后来琳琅满目的各类译丛，该书用了不少篇幅介绍和评价不同时期的学术翻译。

　　第二，追忆学人风采。该书虽然不是为学者树碑立传，但也穿插了不少对各时期学人的评介。这些内容不仅能够增长后辈学者的见识，只字片语中也时不时流露出作者的真挚情感。陈翰笙、金仲华、宦乡、何方……该书不仅记录了这些前辈学人的学术贡献，也展现了他们的人格魅力。比如，身为国际知名学者的陈翰笙先生不仅开创了中国人担任美国刊物编辑的先河，而且在抗战期间发表了大量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英文文章，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作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两次饱含深情地谈及英年早逝的同辈学者——曾任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教授的任东来。第一次是将任东来《政治世界探微》一书列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进入21世纪以来的重要著述之一，称赞“所论问题均极精彩而到位，展现了一位中国学者的学术功力”。第二次是在对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翻译引进工作的评价中，作者以任东来关于“International regime”中文翻译的讨论为例，肯定中国学者在译书过程中做出了很大努力，并且“可以看到这位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对西方术语有比较深入的把握和理解”。作者对这位虽谈不上声名鼎沸，但在学术上认真执着的同行的激赏与惋惜溢于言表，也使该书透出一股人情味。

　　第三，关注学说创新。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际关系学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一个发展，是在创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方面迈出了稳健步伐，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换言之，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终于实现了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再到追求自成一“经”的巨大跨越，该书比较忠实地记录了这一进程及相关成果。作者不满于一直甘当西方理论的“学徒”，早在20多年前便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人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要拾人牙慧；要有自己的学说，不要总是跟着别人走。一言以蔽之，要有我们中国人的理论贡献”。作者身体力行，最终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中的共生理论代表人物之一。

　　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一节中，作者一共评介了四种主要的原创性理论，分别是赵汀阳的“天下理论”、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秦亚青的“关系理论”和“上海学派”的“共生理论”。其中，“天下理论”强调“天下无外”作为中国人的世界观，超越了西方人习以为常的国家维度，故而“天下理论”从根本上讲不是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世界政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以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与实践为根基，通过引入政治领导与战略信誉这两个新变量，建构起解释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新的理论框架。“关系理论”借助“关系性”这一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理念，确立了关系性的本体意义，进而构建了不同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共生理论”既借鉴了现代生物学—社会学—哲学的相关成果，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要义，特别是“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命题“跳脱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窠臼，为中国理论的成长提供了又一种路径”。

　　当然，该书也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开端值得进一步考证。既然作者表示努力向前追溯中国国际关系学史的开端，那么可否明确一个中国国际关系学史的时间起点或标志性事件（或者若干选项），比如某大学成建制地开科授业或者巴黎和会刺激有组织的国际关系研究。事实上，该书对民国时期国际关系专业教学与人才培养的叙述相对单薄。若能考证出中国国际关系学史的具体“出生年月”，在书名后加上年代区间，进而在附录中编写大事年表，将使该书在体例上更加完整。

　　其次，该书部分章节的谋篇布局可以进一步优化。比如第五章第六节“‘先秦国际法’的再发现”，读起来与前后章节不太融合。虽然作者的本意应是阐明“先秦国际法”在21世纪初重新引起学者的关注，但该书援引的两部主要参考文献——陈顾远的《中国国际法溯源》和徐传保的《先秦国际法之遗迹》——均为出版于民国时期的作品。因此较好的处理方式是将这一节的主体归并到第一章“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学”的国际法部分，将今人的评述压缩后挪到最后一章关于重新“发现”中国思想文化的段落。

　　最后，该书列出的四种“中国学派”的代表性原创成果有待进一步甄别。具体来说，“道义现实主义”与“关系理论”大致属于同一类型，虽不乏源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素材，但更多遵循了西方理论的建构逻辑。“天下理论”和“共生理论”则明显属于另一板块，“（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色彩较淡，“中国”的色彩更浓。

　　但无论如何，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亦步亦趋的现象正在减少，开始拥有自己标志性学说和自主话语权的中国学界，整体上的学术自觉与自信正在增长。从长远来看，构建中国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推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是一条必由之路，《中国国际关系学史》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