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国际金融体系特指国际货币及其支付系统，广义上国际金融体系可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机构与组织的运行和治理体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二战以来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基础。进入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以来，浮动汇率制被合法化，多种汇率制度和储备货币并存，各类国际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特别是在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冲击下，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快速演变，呈现过度金融化、体系碎片化和行为政治化特征。厘清这“三化”的表现形式和后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金融体系演变的趋势以及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作用和担当。 

　　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特征 

　　第一，过度金融化。国际金融体系助推经济过度金融化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后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伴随着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产业空心化，金融化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和深化。依据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及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金融化从本质上讲仍然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过程中竞争领域和形式持续扩展的结果，归根结底，金融化现象的出现来自金融资本势力扩张。美国是全球经济过度金融化的推手，也是全球金融不稳定和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制造者。过度金融化催生了次贷危机的爆发，为了应对危机缓和经济衰退，美联储实施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涨。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谓变本加厉，美国超级扩张的货币政策加剧了全球的流动性过剩，推高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负债水平和金融不稳定性。而一旦美国国内经济复苏导致通胀率上涨，美联储就会开始转向收缩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的持续收紧又会给外围国家造成新的负面冲击。

　　第二，体系碎片化。国际金融体系的碎片化是指演进中的国际金融体系由原来的相对统一、多边合作、整体融合的金融运行体系逐步演变为相对分离、区域性和俱乐部式协调为主，形成排他性、针对性、竞争性和分散多样性为特征的国际金融体系。国际金融体系碎片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退潮和全球经济治理分裂的结果。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国际储备货币的碎片化。世界多极化特别是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的竞争加剧，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以来形成的美元垄断的单一储备货币体系转化为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美元、欧元、人民币以及英镑、日元等多种货币都将分担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二是国际支付体系的碎片化。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冲击下，全球支付系统部分裂解。一直以来，美元都是全球支付系统中主要的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但随着俄乌冲突愈加剧烈，美国和欧盟开始将俄罗斯部分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系统之外并冻结俄罗斯的黄金外汇储备。三是全球金融市场和国际投资的碎片化。实际上，碎片化趋势不仅仅体现在国际金融领域，国际经济金融全球化都可能让位于区域化与碎片化的合作。这一趋势体现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表现为全球供应链的区域化与缩短。这一趋势体现在金融领域，就可能表现在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碎片化，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储备、国际金融市场以及全球产业链碎片化和多元化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逻辑关系。

　　第三，行为政治化。国际金融体系的政治化源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金融大国和金融霸权国，可以利用作为世界主要贸易结算、国际投资和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进行远程打击。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成为美国牺牲他国金融安全和金融利益、维护本国政治利益的一件金融武器。美国早期的金融制裁主要是通过世界银行的冻结资产、取消或者减少援助款为主，随后升级为使用SWIFT和CHIPS系统来监视和限制全球金融活动。

　　上述分析表明，二战以来的国际金融体系正处于快速演变期，各类金融风险大幅上升。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确保国家金融安全，维护好健康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既是国际社会的期待，也是中国担当大国责任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的大国责任 

　　第一，针对全球经济脱实向虚的金融化问题，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和有效的治理方案。在金融开放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下，主要国家的经济过度金融化很容易导致全球金融风险扩散得更快和更广，抑制金融化的蔓延和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全球金融治理的难点。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严格界定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的边界，让金融部门更好服务实体部门。中国在建设和完善自身现代化的金融治理体系的同时，应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充分合作并协同监管金融资本的流动，加强对金融资产的监管和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综合考虑和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金融安全和金融利益，让国际金融体系真正服务于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作用，服务于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全球实体经济。

　　第二，积极推动建设和完善全球金融基础设施，促进跨境支付清算体系的中立化和非政治化。中国应和发展中国家一道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积极维护各国海外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利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先发优势，积极参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合作，推动数字货币桥向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加快CIPS的建设步伐，积极开展CIPS与欧盟INSTEX系统等的合作，将CIPS建设与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实验有机结合起来。中国要推动监管政策的协调，积极参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国际标准与制度建设，推进央行数字货币全球治理，提升数字人民币在国际货币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第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解决国际金融体系的碎片化问题的良方。中国应当坚持、倡导和维护多边的国际金融体系，规避双边或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碎片化冲击带来的金融风险。在全球货币治理体系的变革中，以稳定性和效益性为原则，力推以美元—人民币—欧元为基础的三角稳定型的国际支付、国际结算和国际储备体系，避免出现国际金融市场难以认同和安全性差的小型货币区。推进在国际金融多边机制和多边组织的改革，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全球金融治理中能力和效果，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增强国际金融制度合法性。加快推进IMF增资改革方案，强化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事后救援功能，确保金融安全网资源充足。扩大世界银行的融资功能，为解决发展赤字增加投入，为所需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流动性支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制度型开放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创新研究”（20&ZD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