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关乎人类生存、地区发展和国家稳定的根本，粮食安全已成为我国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领域。2023年5月中国—中亚峰会开启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共赢的新时代，推进地区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合作已成为践行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路径。

　　中亚地区粮食安全现状 

　　当今世界，极端气候、自然灾害频发，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升级使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受到叠加冲击。在此背景下，中亚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凸显。《2022年欧洲和中亚地区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指出，中亚粮食安全整体状况良好，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尤其在高度依赖进口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

　　第一，粮食安全形势不稳定。2020—2022年，随着新一轮粮食危机的加剧，中亚粮价波动明显，粮食不安全风险增大。尽管目前中亚不会出现饥饿状况，但因粮食利用率低而导致营养状况不佳，吉、塔两国作为粮食净进口国，无力承担健康膳食的人口比例超过40%。可见，目前中亚粮食安全形势并不稳定。

　　第二，粮食自给能力有待提高。一直以来，中亚国家比较重视粮食安全，但就目前来看，其粮食自给能力并不高。即便在粮食出口国哈萨克斯坦，除小麦之外的粮食作物仍需依赖进口，而其他四国的粮食自给能力则更低：乌兹别克斯坦虽粮食产量增长显著，但其人口增速过快导致粮食供需不平衡；土库曼斯坦虽具有较高粮食进口能力，但在当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断的情况下，其应对粮食危机的管控能力减弱；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高度依赖粮食进口，吉尔吉斯斯坦34%的面粉需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塔吉克斯坦居民消费的1/2食品源于进口。

　　第三，粮食供给趋于紧张。人口问题也是影响中亚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一是中亚人口增速过快。目前中亚人口已超过7600万，各国人口年增长率近2%，到2050年人口数量约达1.2亿。二是人口结构年轻化。在中亚，青年人口占比较大，14岁以下的青少年约占总人口的30%。三是受疫情影响，中亚贫困人口有所上升。四是由于受到俄乌冲突影响，赴俄务工的中亚人口数量及收入均有所减少，并因此加大了粮食安全的风险。

　　第四，粮食生产能力受限。中亚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制约中亚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中亚自然生态环境仍有恶化趋势，而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热浪和沙尘暴等发生频率不断上升。到21世纪中叶，气候变暖有可能导致中亚河流水位下降40%，且可再生水资源十分有限。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数量和质量均在退化。因此，作为影响粮食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水资源的短缺和耕地资源的退化将对中亚粮食生产造成较大威胁。

　　中国与中亚粮食安全合作路径 

　　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9月上合组织峰会上特别强调要深化务实合作，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将地区各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我们的共同目标。中国与中亚国家在粮食合作领域有着共同的目标，是践行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具体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上合组织强化地区粮食安全合作。其一，上合组织的农业部长级会晤机制能够加强各方对话协调，畅通农业政策的双向沟通，优化粮食安全管理机制。同时，借助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制定成员国间农业合作投资计划，还可以帮助中亚国家不断引进农业新科技、培育新品种和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全方位推动中亚粮食产业提质增效。其二，上合组织的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平台有利于地区粮食合作。除扩建农业科技园区和增加农业技术培训项目外，利用该平台加快中亚地区的粮食数字化平台建设、整合粮食产业链数据，将助力中亚国家构建现代粮食系统。其三，上合组织内部成员间的政策对接将有利于粮食安全战略的实施。统一上合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粮食贸易合作规则，简化双方农产品市场的相互准入，这既能提高我国农产品进入中亚市场的竞争力，又能为中亚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制度性保障。

　　第二，加大投资力度，深化粮食产业转型合作。一是支持和引导中国农企走向中亚，在当地建立粮食生产、销售和运输一体化渠道。具体方式可以是通过租赁耕地、采用现代农业技术直接获得粮食作物，也可以是以参股中亚粮食生产、仓储和运输的企业模式间接辅助粮食生产，以缓解地区的粮食安全压力。二是发挥我国基建优势，一方面建设中亚粮食仓储和冷链物流设施，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提高中亚国家粮食安全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修建跨区域粮食运输走廊，实现农业合作的互联互通，不仅可以缓解哈、乌两国粮食产品出口难的问题，还能为中亚国家进口农产品提供“绿色通道”。三是借助“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契机，响应中亚国家制定的农业现代化和数字化目标，深化我国与中亚国家的农业务实合作，构建适应现代智慧生态农业发展的科技创新体制，实现中亚农业粮食系统配置优化、资源循环高效利用、生态功能不断提升的发展目标。因此，发展智慧农业合作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深化粮食产业转型合作的主要抓手。

　　第三，制定粮食贸易多元策略化解中亚粮食安全风险。一是根据中亚各国情况实施差异化的粮食贸易政策。哈萨克斯坦的小麦品质较高，性价比较合理，进一步扩大其高筋小麦的进口数量不仅可以增加哈萨克斯坦的出口收入，还能进一步开拓我国多元化的国际小麦进口战略布局。而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实际情况和其借鉴我国减贫经验的诉求，双方可以共同协商制定符合乌兹别克斯坦需求的农业减贫方案，并在当地试点推广。而对于吉、塔两国而言，农产品贸易的合作空间可以从初级产品扩大至加工类产品，一方面满足我国对高品质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进一步助力中亚国家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基于双方农产品贸易合作的互补性，研究制定地区粮食贸易的新规则，建立中国—中亚新型粮食市场体系，确保地区粮食市场供应稳定。三是借鉴国际组织的粮食援助经验，我国在增加哈萨克斯坦小麦进口量的同时适当加大对吉、塔两国的粮食援助力度，这既能满足哈萨克斯坦的粮食出口需求，也可帮助吉、塔两国提升粮食安全系数。

　　第四，通过高等教育合作为粮食安全合作提供智力支持。其一，依托国内有关高校和科研单位，建立与中亚国家高校智库常态化交流机制，准确把握全球和地区层面的粮食安全发展趋势，尤其是中亚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新动态，以更好地为我国与中亚粮食安全合作提供对策建议。其二，充分发挥国内尤其是西北地区农业类高校学科优势，主动强化与中亚国家相关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不断推动我国农业教育“走出去”合作进程，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培养农业科学领域高层次人才，以服务区域现代农业发展。其三，中国与中亚国家政府应进一步支持和鼓励双方高校师生前往对象国考察调研，一方面可以派遣农业类或中亚研究方向的中方院校师生前往中亚国家进行一至两年的调研学习，培养既懂中亚语言，又熟悉当地农业状况且具备农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则应鼓励中亚国家的优秀农业人才来我国进行实地考察，深入研究不同地区农业发展状况，尤其是粮食全产业链的发展模式，为打造中亚国家粮食全产业链体系提供参考的同时，也将致力于构筑全方位、多层次的中国与中亚新型地区粮食安全网络。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