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战前后兴起发展至今，政治心理学路径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研究，经历了人格研究、认知研究和情感研究三个阶段，其研究方法兼具国际关系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特点。首先，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可接触性，相关心理学定量与实验方法不可直接操作。因此，间接的远距离研究方法较为流行，比如文本分析、专家调查数据分析、传统精神分析等成为主流方法论。其次，传统的案例及其比较分析，成为主流经验验证的方式。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可接触、政治心理变量是主流制度等变量的竞争性变量等特点，比较案例设计的政治学方法较为常用，这其实是一种定性比较设计。再次，政治心理变量的因果作用，需运用较为详细的过程追踪法进行辨析。最后，早期方法为案例分析、比较分析，并结合了外交史、决策历史，近期开始使用综合案例验证、实验假设提炼、定量分析等多元方法。鉴于此，随着国际政治心理学多元方法的使用，未来国内学界应更多综合多种研究方法，如此有利于理论创新的科学性、精确性以及增进逻辑归纳和验证的力量。定性方法仍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创新的主流，比如认知流派最为知名的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是传统定性方法的代表。而以《国际组织》（IO）杂志2017年特刊为代表，最新前沿聚焦领导人、公众的行为决策偏好分析，体现了当今多元与综合方法使用的趋势，彰显了微观理论中定性与定量的相互补充。
精确描述解释对象和被解释对象
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强调领导人、政治精英心理变量的政治影响，但由于领导人心理变量的内隐、不可直接观察等特点，领导人心理要素及其类型的描述性分析，需要结合定性的逻辑抽象、归类等思维过程，最为基本的如概念化、类型设计，以及定量的文本内容分析、编码转换等技术操作。政治心理变量的概念化、变量化，很大程度上需要对事实进行内涵、本质属性的抽象，同时进行特定的类型区分，比如领导人的性格类型是从定性分类到依据人格特质的分类。与此同时，政策偏好、信念体系的辨析，也需要文本的数据提炼。定量的文本内容分析结合定性类型辨析，可以更精确地区分领导人的类型，并提供技术方法的支持。
领导人的人格特质、认知风格、情感模式等内隐心理变量，既可以作为一种影响政治后果的自变量，也可以作为政治现象重要部分的因变量，如何精确描述这种独特的微观心理事实，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心理变量的内隐特性，决定了需要采取更为科学的数据获取方式。许多政治心理学学者发展了各自的文本编码方式，这种基于文本测试的方式，并非直接使用人格心理学中普通人测试的自我汇报量表，而需要政治指标的转换以及数据获取方式的“远距离”技术操作。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分析领导人的政治心理特质依赖的数据来源更为多样，如公开言论、政府文本、网络数据等可获取的数据。
观察与提炼国际政治心理规律
从国际政治和外交现象中提炼出相应的国际政治心理规律，是针对特定研究问题形成研究假设的过程。比如单案例的典型性归纳方法，从典型或异质案例中进行一般性发展和抽象，当然，这也需要在案例总体中进行比较分析。在国际政治心理学关于领导人的研究中，经典或异质的单案例研究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突破点。最为经典的美国总统人格研究，就是由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和朱利特·乔治（Juliette George）夫妇对美国前总统威尔逊的单案例精神分析，总结出威尔逊独特的个性特质，即追求权力时灵活多变，运用权力时僵化固执，皆起源于威尔逊成长时期与父亲的关系。这种性格特质贯穿威尔逊人生的不同时期，比如就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美国总统时期。关于总统决策的社会心理研究，也是通过分析相关经典的失败案例，比如古巴猪湾惨败的案例，推动学者提炼了“小集团思维”（group think）的团队决策心理。
由于领导人的战略行为规律难以通过实验调查等量化技术获得，所以一般来说，既有的主流研究都是通过对大学生或更为宽泛的民众实验调查，获取在行为体有限理性等预设下，民众如何处理国际政治、外交问题的假说。这种行为体决策心理的实验，可以推及领导人的战略决策特点。因此，普通民众层面的战略决策与行为选择心理实验，有助于理解领导人在面对内外压力下的决策偏好及其心理机制，弥补定性方法从案例现象中提炼出相应假说的不足，比如难以直接观察决策心理、战略互动中心的微观变量及其作用，以及不容易排除其他更为宏观、物质性变量的影响。因此，典型或异质的领导人、决策案例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创新的归纳路径，而基于大学生、在线的决策与互动实验，是理论创新中新假说来源的类比路径。这两种路径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理论检验中的多重方法设计
国际政治心理学注重探究政治心理要素如何影响国家间关系、外交行为等，外交决策、战略行为以及互动的心理规律的验证方式如下。首先，传统的案例分析方法通过细致的历史过程描述，追踪相关心理要素如何对国际政治战略后果产生因果效应，可以观察到其影响的机制。这一般需要更为精细的案例比较设计来进行竞争性变量的控制，并依据更为翔实的 历史细节的过程追踪，揭示出因果机制的过程和节点。其次，定量方法建立在自变量与因变量所对应的样本总体较大的基础上，验证其平均因果效应需要更为丰富的跨案例样本。在相关样本数据集可得的情况下，定量分析操作和定性逻辑辨析相结合，同时结合详尽的历史过程追踪，可以充实和提高因果论证的力度。
以防止因果效应的内生性为例，如果探究首脑外交对于国家间经济合作协议签署的因果作用（或政治情感与接触假设的关系），其中可能存在内生性。定性研究的处理方法是，对相关重要案例进行详细的首脑外交过程分析，探究二者的具体因果作用过程，尤其是辨识二者的时间先后问题，这需要丰富、权威和准确的一手信息。或者将内生性问题转换为可能的遗漏真正原因变量问题，进而去探究其背后真正的原因变量。定量研究的处理则是，通过选择更为客观的工具变量，分析工具变量对于自变量首脑外交的因果效应，但其对于因变量国家间合作并无实质的因果作用。综合来看，有效地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方法可以增强因果论证的力度。由于定性和定量验证依据的研究问题有所差异，特别是对于特定数据的样本总体大小有不同的约定，特定研究中是否综合使用定量与定性的验证方法，以及采取何种具体的策略和技术，需要依据研究问题和理论假说的特点而定。
由于政治心理变量的内隐特性，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需要量化技术的介入，从而能够更精确地描述和解释事实。在论证微观层面的心理变量的政治效应时，定性分析的优势在于，能够对因果作用的过程进行细致的追踪和验证。而较为严格的比较设计以及合适的定量分析操作，有助于国际政治心理的因果作用更为明确、直观和有力地显现。鉴于此，有效综合运用传统的概念逻辑论、案例设计、实验调查、文本分析等方法，可以更好促进国际政治微观理论的创新及其逻辑精致、自洽，这也是欧美学界的国际政治心理学在方法综合使用上的现实和趋势。当前，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政治心理学研究路径仍以传统的定性分析如案例研究、逻辑归纳方法为主，相关文本分析、实验设计等也有一定的开展。综合来看，未来的理论创新在描述和解释事实方面综合多种研究方法，是理论创新的必需方法，也是随着国际关系学界多重研究方法意识自觉的一种基本要求。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