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信号传递与解读是国家间了解彼此意图的重要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观众的惩罚约束机制成为理性主义信号研究的关注焦点。观众成本理论立足成本约束逻辑，关注事后“绑手”效应。基于此，民主可信论则强调国内政治的制度约束，认为“民主政体”的约束效应与确认效应将提升信号可信度。尽管观众成本理论将国内政治与外交决策紧密联系起来，但存在内涵模糊、忽视心理动机与能动性等问题。观众成本的敏感度差异、民主问责的来源差异与制度约束存在多元类型，因此需要找回观众成本的认知因素与情感驱动，还原复杂的外交互动进程。

　　理性主义路径下的观众成本 

　　为探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沟通难题，20世纪9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提出了观众成本理论。该理论假定，领导人如果公开违背诺言，将受到国内观众的惩罚。例如，遭受批评、名望下降、增加反对派力量、被迫道歉与让步甚至遭遇弹劾等。特别是在内政竞争激烈的国家，国内观众是约束领导人的可信信号装置。理性主义路径认为，观众成本增加了领导人的违约代价，有助于约束领导人采取信守诺言的言行。在信号议题上，费伦区分了“事前”成本与“事后”成本，并将可信度与成本约束联系起来。在这两种信号成本中，观众成本理论主要关注事后惩罚效应，即“绑手”成本，其逻辑在于国内观众的事后惩罚会倒逼领导人做出可信承诺。

　　一个信号的观众可能是多元的，除了国内观众，也存在许多国际观众，他们对信号的冲突性解读也会干扰信号传递，因此需要从两个方面理解观众成本逻辑的特点。一方面，观众的约束力是相对的。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大众关注度是可以被塑造的。当需要扩大危机关注度时，领导人可以主动发布消息激发讨论；当需要降低危机关注度时，领导人可以利用信息优势保留选择灵活性、规避观众惩罚。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违约都能触发观众成本，也并非所有的观众成本都会被支付。另一方面，观众成本是多层政治的复杂互动。从政治生存理论视角理解，国内观众可以分为一般选民和“致胜联盟”两大部分，这两种观众类型的惩罚约束逻辑也是不同的。由精英集团构成的“致胜联盟”直接约束“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对外决策偏好；而“非民主国家”领导人则容易控制与收买精英集团，因此决策更加自由和鲁莽，而且观众成本随着选举周期的变化而变化。

　　民主可信论难以成立 

　　关于国家政治制度与观众成本机制的关系，学术界尚存在诸多争议。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斯·舒尔茨（Kenneth Schultz）从民主政治竞争的公开性、合法性、制度化与信息知情特点中，归纳出约束效应与确认效应机制，并使用案例分析法、大样本统计、实验研究法与博弈论等多重方法，检验了民主可信优势论。基于此，“民主政体”被视为一种调节国际政治信号可信度的重要杠杆。所谓“民主政体”是指一种基于选举竞争的政治制衡体系，在这种体制中，反对党有动力公开揭示政府回避的信息，媒体有动力报道不为人知的信息，选民有权利监督政客的言行，这些约束性的制度设置客观上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具体而言，民主可信论模型有以下两个论点。

　　透明度提升可信度。“民主政治”以公开的方式竞争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这种公开性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舆论监督。竞争发生在公共领域，自由的媒体可以保障信息自由的流动，即使是政府想要掩盖与隐瞒的信息也能得以传播与讨论，这就为外国观察者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源。第二，合法性。民主竞争尊重异议，与政府持不同意见是合法的。竞选者需要包容差异并遵守公平原则，选民基于竞选者的公开声明与行动进行选择。第三，制度化。民主制度的决策程序是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的约束性体系，确保多元行动者在一套相对稳定的规则下展开周期性竞争。第四，信息知情。政府主动进行信息公开，反对党能够获取政策相关信息。

　　政治竞争产生可信机制。公开的政治竞争展示两种可信效应：制约效应与确认效应。其一，制约效应。反对党的存在使得政府在发起公开承诺时需要更加谨慎，当公开承诺带来不好结果时就会面临反对党的攻击批评；当对外威胁力度不足时容易遭受抵抗，受到抵抗与挑战的威胁又会被反对党攻击。因此，政府的最优选择是要么不发出公开承诺，要么就让承诺不容挑战。其二，确认效应。除了大众舆论和选民压力外，“民主国家”活跃的反对党也与政府具有明显的利益冲突。作为第二信号源，反对党的立场态度会确认政府信号的可信度。如果反对党都公开支持政府的威胁信号，这就无疑“确认”了政府的信号是真实可信的。

　　民主可信论认为，国内政治规则的激励和约束系统影响领导人对外承诺的可信度。但是政体制度与可信度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却存在诸多疑问。某些条件下，“民主国家”的观众成本缺乏具体的惩罚机制，从而使得“民主国家”并不可信。而且信号互动需要双方理解，有时即使“民主国家”领导人做出承诺，其对手也可能不会理会他们，那么民主可信论也就难以成立。此外，对于什么类型的对外政策行动会招致观众成本，尤其是公众是否会惩罚领导者，现有文献并没有给出一致结论。

　　“事后”惩罚实施成本过高 

　　国内观众成本的“绑手”效应，意味着行动者切断自己的逃生路线，相当于做出了一个无法撤退的承诺。因而展示“绑手”的昂贵成本，容易让对方相信承诺的真实性。然而，问责本身需要成本投入，只有问责的收益大于成本时观众才会投入时间和精力惩罚领导人。费伦假定国内政治对手或选民惩罚违约行为，但因为他们的行为偏好不统一，动员和统一观众是相当困难的。观众成本是一种事后施加的约束，“事后”惩罚可能难以实施或实施成本过高。此外，公众是否愿意惩罚虚张声势的领导人，受到很多因素影响。

　　第一，观众并非铁板一块。多元、混杂与异质的观众群体，其内部凝聚力会影响信号传递的效果。当观众铁板一块时，信号传递面临的是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当观众一盘散沙时，信号传递者则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政治精英的争论越激烈，越可能引发大众关注，获得足够信息的大众则更有能力惩罚领导人，此时国内观众的约束力也就越强。相反，当政治精英趋同一致时，焦点事件的被关注度就不会太高，那么领导人的决策空间实际就会增大，这样国内观众的约束力越弱。

　　第二，观众的心理动机复杂多元。政治心理学研究强调，政治意识形态会影响个人如何解读外交信息。以美国政治为例，当领导人面临不同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观众时，“绑手”效力就不同。一般而言，共和党总统在谈判妥协方案时有更大的余地，因为他们退让时可能同时争取到民主党与共和党选民的共同支持。相反，民主党总统则受到更多制约，当他们提出妥协方案时最多得到本党选民支持，共和党会给予激烈的反对。

　　第三，决策者具有规避观众成本的能动性。现有理论认为，随着危机发展，领导人被“锁定”在顽固立场上，无法摆脱出来。即使客观存在一个互利的交易，但由于观众成本约束，双方都不能让步，战争就不可避免了。实际上，国际危机中的决策者可以通过保持言行模糊和灵活性，以获得战略优势。领导人可以在需要时利用观众成本束缚手脚提高谈判筹码，在不需要时则避免采取任何有可能触发这种成本的言行。领导人可能试图避免公开承诺，转而选择模糊的威胁。

　　观众成本理论是国际政治信号分析的焦点议程，其研究议题与方法也日趋多元。然而，公众是否愿意惩罚虚张声势的领导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仅仅依靠制度类型推断观众成本大小，容易偏离经验事实。鉴于观众成本是一种事后施加的约束，只有在危机升级后才能显示出来，因此这意味着“事前”与“事后”之间存在时间差。国际关系的新行为主义研究表明，行动者对当下与未来行动的感知存在差异，跨期决策会对偏好产生非理性的影响。未来需要更多精细案例研究，同时引入统计研究与实验调查法评估观众成本的约束效应，以识别复杂外交互动进程中的因果关联。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全球化进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21&ZD17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