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正在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热门”学科。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目前参与区域国别学讨论的学者，主要来自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史、政治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经济学，相比之下，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者参与则相对较少。人类学对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还有待重视。

　　区域国别学是整体的“行走”的学问 

　　区域国别学是大国之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撑之学。中国越是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越是需要更为精准地为国家的对外关系发展提供决策参考的学术支撑。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区域国别学增设为一级学科。

　　实际上，世界史、外国语言文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已设为一级学科的专业都涉及区域国别研究，但是过去的研究只是侧重某个区域/国家的单一方面，并不能把区域/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更不能提供一个涉及区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清晰图景。

　　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诸多变化。因应于外部形势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探索应对之策。晚清驻日公使何如璋在《使东述略》中曾感慨道：“若得失之林、险夷之迹，与夫天时人事之消息盈虚，非参稽焉、博考焉、目击而身历焉，究难得其要领。”派遣驻外使节、遴派留学生、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等，都是对“他者”开展深入考察的重要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根据对外关系的需要，国家陆续建立了关于世界区域/国家的研究机构，并开展了筚路蓝缕的新探索。2012年，教育部建立了37个首批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2017年，教育部遴选并设立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均以“咨政服务为首要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要任务”，目的是促进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通过“行走”的学术，为国家的对外战略制定提供智力支持。

　　人类学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全景民族志” 

　　早在大航海时代，西方人类学家就开始涉猎非西方地区的研究。作为一门“西方”学科，区域国别研究以及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都与西方殖民历史有关，二者几乎同时产生并携手同行。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兴起缘于殖民扩张的需要，而人类学经典作品也在此过程中产生。19世纪中后期，人类学作为欧洲和北美国家的一门社会科学建立起来，然而其研究重点并不是审视西方社会，而是对西方地区以外的非洲、大洋洲、东南亚、南美洲等地区开展研究。依据人类学的调查研究而撰写的民族志，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二战后，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蓬勃发展，并丰富了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人类学视域下的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一种从个案观察转向对“区域”整体认识和理解的可能路径，这对区域国别学的发展至关重要。从人类学自身发展来看，它立足于多学科协作，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开展跨文化、历史、语言、民族、社会等领域的研究。自20世纪中期，人类学者就主张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人类学与历史学协同形成的“历史人类学”推动了两个学科的发展。

　　就笔者自身的学术历程而言，过往多侧重从历时性的视角分析区域国别问题，尽管经过史料钩沉、文本解读、历史诠释也能撰写出论著，但是时常感觉文章的“新鲜度”不够，对现实的观照不足，历史与现实还不能实现有效互动。随着中国—太平洋岛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笔者曾多次前往太平洋岛国地区进行田野调研，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方法开展研究，从全新的视角审视该地区的民族、社会、语言、人口变迁，看到的是一幅更为丰富的社会全景图。

　　人类学与区域国别学互动的路径 

　　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不是几个学科的简单“拼盘”，也不仅仅是在人才培养中多开设几门跨学科的课程，更不是依靠多举办几场学术研讨会去实现。区域国别学要立足于高站位，在“通”“思”“践”“悟”上下功夫。从“通”而言，研究者不仅要做到历史古今之通，更要做到中外横向之通、学科之通，要实现学科知识、理论与方法之间的互动融通。“思”就是要有问题意识，能够运用精确的研究方法探寻问题的症结，做到肩上有责，眼中有物，觅得解决之策。“践”就是要躬身田野，用脚板行走在对象国的土地上，做到脚下有路，心中有数。“悟”就是要能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厘清纷繁复杂的问题表象，探讨事物发展的规律，把握问题的未来发展态势。因此，区域国别学建设需要多学科之间的融通，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闭门造车。人类学在实现对对象国的研究上积累了成熟的理论与方法，区域国别学要借鉴相关知识，与人类学实现互动融合。

　　首先，借鉴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人类学中的经典作品都源于它们具有鲜明的地域研究特色。如何选择观测地点并开展相关的调查，这是开展研究的基础。就笔者从事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而言，该地区有14个独立国家，每个国家拥有数十乃至上百座岛屿，对所有的岛屿开展研究并不现实。因此，区域国别研究中选择具有典型性的国家、地区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探索人类学视域下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新问题。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区域国别研究，不仅要了解区域国别文化，还要摸清区域之间资本、人员、货物和资源的流动，洞悉族群之间的关系、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联系、传统政治力量与域外大国的互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比如，笔者经过一系列数据分析和田野考察，可以清晰地发现在南太平洋三个次区域中，波利尼西亚群岛地区人员向外区域流动速度快，美拉尼西亚地区人员流动慢，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美拉尼西亚地区国家社会内部斗争激烈。

　　再次，拥有地区/国家情怀、中国视角和平等心态。西方的区域国别成果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带有一定的“先入为主”的主观“偏见”，这也是研究成果会遭到对象国学界质疑的原因。人类学的研究能够尽量排除主观干扰，以平等的心态重新审视研究客体。为此，在区域国别研究中，要避免被贴上“西方”或“非西方”的标签。要摒弃“西方中心观”，但是也不能落入“中国中心观”；要倾听研究对象的倾诉，但是不能被牵着鼻子走；要回应对象国的关切，还要秉持客观公正。历史研究要求站在时间、空间和政治之外不偏不倚地评判，区域国别研究与之不同，它是在深化区域/国家互动，加强人际交流，服务现实需要。

　　最后，立足基础研究，实现多学科互动。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不稳定、难预料因素增多，解决这些问题更要求学科深入交叉融合，不断更新科学研究范式。为此，区域国别研究要立足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要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问题根源，通过深入观察和战略判断，认清区域内外的发展态势。学科过于细化，往往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社会科学家缺乏战略判断力。要在区域国别研究中设定新议题，实施跨学科研究项目，以拓展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将人类学引入区域国别学视野之中，能够拓展研究的思路和领域，增强基础研究的内容，提升咨政服务的能力。人类学以其广阔的研究视野和多元的研究方法，为区域国别学提供了独特视角，在研究过程中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揭示区域/国家文明的内在逻辑与特点，为理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深入探索某一地区/国家问题的根源和底层逻辑提供有力的支持。

　　大国引领世界的时代凸显，中国引领世界的时代已开启。只有读懂世界，才能回答好“世界之问”。国家之间只有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才能化解冲突、促进关系发展。人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通，能够提供跨越地域与文化且有“在地感”的综合文本，服务于政策研究咨询。无论是人类学还是区域国别学，它们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学者们深入探索，为学术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系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