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张清俐 通讯员韩淑芹）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翻译事业面向新形势、面临新机遇，肩负着“为国译”与“译国家”的重大责任与使命。9月16—17日，第三届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高层论坛在青岛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国翻译》编辑部指导，中国海洋大学主办，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多家知名外语类期刊及出版社协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国家翻译学知识体系建构”“国家对外话语建构与融通”等议题展开探讨。

　　新形势下加强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需要构建高层次、系统化、标准化的国家翻译资源体系。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黄友义认为，翻译强则国家强，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需要顶层设计、社会支持，关键是需要组织起一支跨语种、跨专业、跨区域的强大的国家翻译队伍。面对剧烈变化的国际形势，立足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翻译界有责任培养人才、组建队伍，把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讲给世界。

　　中国翻译研究院秘书长、《中国翻译》杂志主编杨平基于中国外文局和中国翻译协会多年来承担的党和国家国际传播重大翻译任务，分析阐释了国家语言服务标准化建设的实践探索，进而提出从宏观顶层设计、中观政策指导和微观实践操作层面多维度建设国家语言服务标准化系统工程。

　　从国家翻译实践论向国家翻译学的学科化转向，有待拓展国家翻译研究的学理建构，从本体论、认识论、关系论等层面深化理论内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教授黄忠廉提出国家翻译“行为”论，指出翻译的切分还可采用国家主导性标准，一旦确定其国家性，就可明确其各层各种研究对象。众多对象之根本依然是作为翻译特殊行为的国家翻译行为，这是国家翻译学研究的本体，也是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落脚点与立足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蓝红军提出，新时代是中国翻译学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觉醒和张扬的时期，识解中国翻译学的理论品格成为理论建设的任务之一。国家翻译实践作为本土原创翻译理论，从批判性、实践性、思想性、学理性四方面对“翻译的国家性”理论展开分析，辨析了理论的底层逻辑，为中国翻译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启示。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焦丹基于文化认知和国家翻译实践理论框架，阐释了地方文化认知概念和地方文化认知与国家翻译实践之间的联动关系，从认知视角强调了地方文化在国家翻译实践中的作用，为地方翻译实践更有效地参与国家翻译实践提出了宝贵建议。

　　新形势下的中国特色话语外译尤为重视准确性、传播力和接受度。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教授韩子满认为，中国特色话语外译的国家翻译和学者翻译在术语翻译层面存在明显差异，两种翻译之间缺乏必要的借鉴与沟通，国家翻译的译文未能产生应有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学者翻译则没有体现学者应有的学术性和严谨性。中国特色话语外译在术语层面应注重国家翻译与学者翻译的互补性，增强术语外译的准确性。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陈大亮探讨了“简易、变易、不易”的翻译原则。“简易”是指译本简洁凝练，易于理解；“变易”是指译者根据翻译变量对形式、结构、文体、意义进行变通；“不易”是指译本不改变原作者意图，保持原文意义不变。中国特色的“三易”理论融翻译风格、翻译本质、翻译方法于一体，为中国特色政治话语外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翻译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