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张译心）10月28—29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中华文明与早期书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赵敏俐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我们需用物质探源提供的实物材料来审视中华民族的早期书写。应扩大史料的范围并对史料进行更科学的解释，突破传统史学的局限，促进学科走向新的综合。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左东岭表示，书写研究将文本形态和书写方式作为研究的重心，探寻文化真正的活力和创造性，坚守中国学者自己的立场。河北大学副校长过常宝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形态就是书写文化，早期书写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文化经典的形态和功能。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炳海看来，中国古代神话的片断化特征很大程度上是由特殊的书写方式造成的。如《山海经》以各个条目为相对独立的结构单元，各条目之间不存在意义的直接关联，呈现出片断化特征。而在条目内部出现的名物往往存在意义的关联，是以条目标题名物所承载的理念统辖其他名物，连续出现的名物呈链状或网状。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韩高年认为，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的文本显示了秦国基层官吏熟练而良好的书写能力、编辑处理文书能力、法律素养与司法实践能力，以及注重私德的修养观和强烈的职业自豪感。由《语书》文本所体现的以上细节，可以拓展或者纠正以往我们对秦文化和秦文学的认识。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辉表示，书写及书写文本在周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功能在周代教育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推广。与注重言传身教、操演示范的礼教、乐教不同，《诗》教注重培养贵族的德义精神，以及政典活动中对“乐语”的恰当使用，因而对《诗》的书写文本有更高的关注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