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关乎国本、国运。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如何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作出了重要指示。

　　一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全力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努力为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服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贡献。本报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杨艳秋，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夏春涛，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伟、邬文玲，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时龙，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健八位专家学者，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结合相关研究领域成果，共话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动实践。

　　加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新征程新起点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为什么要强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李国强：“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出的伟大号令，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思之久远的重大课题。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无限珍惜、对中华文化的礼敬传承、对创造中华文明新辉煌的使命担当。它表明，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之后，又致力于开创新的伟大的历史奇迹，这就是文明繁荣昌盛的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能。

　　陈时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崭新概念，既强调民族性，也强调现代化。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由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发展，也是现代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发展的、开放的，既包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断现代化，也包括不断吸收世界各国优秀的文明成果，“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我们在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建设文化强国时，重视传统文化而不守旧，坚持开放而不媚外，守正创新，开放包容，重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和一体推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定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与理论构建中彰显出真理力量。如何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二者之间的关系？

　　夏春涛：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党领导文化及文明建设伟大实践和光辉历程的科学总结，是新时代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保持志不改、道不变的从容和坚定，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地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努力从哲理学理道理的高度把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深悟透，把握好这一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使党的创新理论落地生根，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刘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因此，从这一层次而言，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是中国发展到今天的历史需要，更是中国确立大国地位的时代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任务。这是立足于现实需要，也是植根于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重大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搭建起深厚的理论框架和支撑，更指明了实践方向与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应如何通过“第二个结合”，深化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

　　杨艳秋：习近平总书记以“魂”喻马克思主义，以“根”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揭示了二者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关系和地位。“第二个结合”在于魂脉与根脉的中西交融、古今通融。一方面，挖掘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宝库，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了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李新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20世纪70年代后，重大考古发现不断刷新对中国史前社会发展程度的认识。“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成为中国考古学最重大的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探讨中华文明特性的形成，应该是中国考古学解放思想、落实“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方向。目前，中国考古学界已经开始重要的研究工作。例如，在文明的定义方面，学界提出要把握“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经典文明认定标准的实质，探索符合中国考古资料实际的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分工形成、阶级产生和王权确立的物质表现，完善文明形成标准的“中国方案”。在“第二个结合”方面，中国考古学还面临很多重大理论问题，需要继续深入探索，逐步搭建起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话语体系的基本框架，深刻阐释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报》：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邢广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由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所决定的。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也造就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创新精神。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需要突出的统一性来支撑。统一的政治空间、统一的精神空间和统一的地理空间决定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决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给中华文明其他特性提供了黏合剂，新时代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世界文明继续敞开兼收并蓄的胸怀。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的崛起具有和平性质，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不断追求全球发展、安全和繁荣。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古代中国”“现实中国”和“未来中国”的时间轴，古人为我们创造了灿烂的五千多年文明，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应该将灿烂的中华文明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陈时龙：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正是通过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守正创新、返本开新，中华文明才能永葆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不断继承发展。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从龙山文化到夏、商、周，一脉相承，生生不息，源源不绝。秦汉时代为维护国家统一、增加国家文化的凝聚力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中华民族作为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主人也一直没有改变。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面临巨大危机，但是历尽奋争与坚守，时至今日，我们提倡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没有遗失，反而更加充满生机。

　　拓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创新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历史研究院时指出：“希望你们继承优良传统，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不断提高研究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中国史学的智慧和力量。”为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希望落到实处，我们取得了哪些突破性的工作进展？

　　李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极大信任、莫大关怀。习近平总书记的鼓励和鞭策使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为新起点，中国历史研究院以饱满的热情踏上再出发、再创业的新征程。

　　一年来，我们在统筹全国史学工作上发力，在提高科研水平上用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结出累累果实。比如《（新编）中国通史》（《中华民族史》）纂修工程高质量推进，在完成上千万字书稿的同时，出版了《（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两部重要阶段性成果。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展开研究阐释，发表了《坚持“两个结合”，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讲好中国历史，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指路明灯》等优秀理论文章。先后组织召开了“全国史学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第三届新时代史学理论论坛”“第四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六届历史学前沿论坛”“中非文明和谐互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非文明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高水平学术会议。在大力推动有组织的科研工作中，面向全国史学界组织实施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在中华文明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史、国家统一史、国家治理史等多个学术领域和重大史学理论上取得一系列新突破。

　　　杨艳秋：一年来，历史理论研究所不断整合研究力量，进行跨学科、有组织的科研，形成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历史全视角下的国家治理研究”“中西方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研究”“中外文明比较研究与海外中国学研究”“历史思潮与历史理论前沿研究”等历史理论研究的六大创新领域。聚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以“中国历史叙事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和“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若干理论问题研究”两个“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创新项目”为抓手，陆续推出阶段性研究成果。提出“‘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原创性理论贡献”，加强理论阐释，陆续推出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十余篇文章，产生了良好反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年度标志性成果之一，您参与编撰《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报告》的经验和感受是什么？

　　陈时龙：《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报告：走向全面繁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化了对若干文化问题的认识，从学理上进一步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思想。该报告是我院有组织科研的重要探索，充分体现多学科合作科研攻关，为以项目为抓手推动学科融合提供了生动案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亲自拟定报告题目，亲自撰写报告提纲，亲自部署编撰工作，从项目设立到团队组建、从政治把关到学术指导，全程给予指导。撰写过程汇聚骨干专家学者，打破学科思维限制，组织对全国31个省（市、区）的3.5万名城乡普通民众、3000名城乡文化从业者开展问卷调查，直观展现中国广大居民的文化参与度、获得感、认同感和满意度，全景式、通俗化呈现新时代党和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的伟大成就。

　　以文化遗产为例，该报告深入阐释了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文明的印迹。今天的每一件文物，都是我们与古人对话的通道；每一处遗迹，都是我们理解过往时代及古人智慧精神的场域。完整的中华文明史，需要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体系化的保护、研究与阐发，更需要通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来继承、延续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围绕“推进全面繁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大课题，我们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取得了哪些代表性成果？

　　邢广程：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我作为六位代表之一，以“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题向习近平总书记作汇报。每次回想这一幕都倍受鼓舞与振奋。会后，围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题，我到多家高校和学术机构进行宣讲交流，更加深刻感受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重任在肩。中国边疆研究所多次召开相关会议，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成果《清代国家统一史》，即将出版《中华文明统一性研究》文集，召开“边疆视域下的中华文明‘统一性’”“四海一家：历史与考古视域下的中国古代边疆学术研讨会”等，努力推进边疆历史与考古研究融合发展。

　　夏春涛：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进程中，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提供有益启示和镜鉴。近年来，我们努力打破学科壁垒，深化相关理论思考，进行有组织的集体科研攻关，推出了一些较有影响的重大科研成果，如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修订版）》、八卷本《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八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等。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我们首先要把历史规律和逻辑搞清楚，深刻认识党领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深刻认识其历史必然性。譬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什么首先必须进行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什么所谓的西方文明，绝无可能使近代中国摆脱积弱积贫困境、真正地走上现代化之路？为什么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正确回答此类问题，追根溯源，都离不开中国近代史研究，都要结合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解读和阐释。

　　　刘健：推进全面繁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是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世界历史研究领域的知识支持。我们设立“世界文明史”“大国关系史”“一带一路”三个重点建设学科，兼顾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关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特点和重要转折，聚焦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确立和大国关系的变迁，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的变化和进展，研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世界意义。二是自觉承担起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责任。围绕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重大核心命题多次召开研讨会、座谈会，发表多篇理论研究阐释成果，在科教融合中注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世界历史的讲述中；同时，还借助学科优势，在对外交流与对外活动中向国际学界和学者积极宣传、推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确保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绝学”、冷门学科代有传承？

　　陈时龙：“绝学”与冷门学科的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在资料，最重要的保障在人才。扶持“绝学”与冷门学科，迫切需要加强资料建设，包括对已有资料的整理研究，以及对相关资料的进一步搜集。人才是“绝学”与冷门学科发展的重要保证。一是引进成熟人才，二是通过培养的方式加强人才建设，鼓励在硕博招生方向中向“绝学”和冷门学科倾斜，确保后继有人。

　　邬文玲：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学术梯队，才能确保“绝学”与冷门学科“有人做、有传承”。一方面，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确保“绝学”与冷门学科的高水平、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加大适配研究岗位和普及转化岗位的编制，确保“绝学”与冷门学科人才有安身立命之所。同时，应加大宣传普及工作，改变“绝学”与冷门学科的“高冷”生态，走向公众。

　　着力推动“三大体系”建设加速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着力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如何推动“三大体系”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相结合？

　　杨艳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既是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显著特色。无论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还是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还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都是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加强“三大体系”建设，可以更好地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的发展和创新。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设中，应有全局意识和学科融合意识，加强跨学科研究，特别是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相关学科领域的交叉与融合，共同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领域、新问题。话语体系建设中，应注重加强话语创新，提炼和概括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概念、基本观点和重要论断，形成具有普遍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话语体系，准确表达和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价值和内涵，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陈时龙：做好“三大体系”建设，要对各个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进行梳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立，既有西方学术的影响，也有传统学术的根柢，更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建立起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要从学科实践中生成出独立自主的标识性概念，发展出学科独特的思维方法，更进而上升为理论概括。在这一过程中，理论思维与理论家最为重要。“三大体系”建设，要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目标，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学科发展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专业人才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打牢基础、积蓄势能，应如何加强文化文明研究人才队伍建设？

　　李国强：人才队伍建设是持续深化、不断创新文化文明研究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对此有清醒认识，以持续深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论研究阐释为主题主线，以造就更多政治素质高、科研能力强、跨学科视野宽的高素质文化文明研究人才为立足点，从政策、制度、平台、课题、阵地等多个方面加强顶层设计，采取多项举措，大力营造促进人才成长成才的良好氛围。比如组建“学者工作室”，实施“兰台青年学者计划”；制定新入院科研人员赴考古工地实习锻炼制度；开办满语等“冷门”语言讲习班，倡导和鼓励科研人员投身于具有重大文化传承价值的科研领域等。积极探索和推进“科研创新试验区”建设，通过政策创新、制度创新、科研组织方式创新，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力，推动文化史文明史研究产生更多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刘健：在人才培养路径中，世界历史研究所鼓励青年学者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的小语种培训项目出国交流，学习古代和现代语言文字。同时，充分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教学平台，为本科生开设了世界通史、区域国别史、古代文明专题课程，还开设了古希腊语、古拉丁语课程，夯实学生基础研究能力，拓展人才培养面向。在世界历史各个专业持续招收研究生，注重在古代语言文字、古今世界文明等各个研究领域培养后备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报》：加强研究阐释，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您下一步有哪些计划和安排？

　　李新伟：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深深根植于悠久的文明传统之中。这些特性的基因，在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形成时期已经开始孕育，与中华文明独特的多元一体式形成过程密切相关。未来，我们将努力探索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形成，夯实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基础与理论逻辑。多元文化区通过密切互动，共享很多重要的文化精粹，形成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史前基础，也孕育出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基因。加强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孕育和形成过程的研究，将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夏春涛：围绕新使命新要求继续推进“三大体系”建设，我们要牢固树立“三项共识”。立足近代史研究所的实际，努力保持晚清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华民国史、近代思想史等传统学科优势，延续台湾史、抗日战争史等新兴学科的发展势头，改变香港史研究后继乏人现象。加强人才培养，加强理论学习，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确保近代史研究所在全国有权威、在世界有影响的学术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着力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

　　邢广程：新时代的中国需要结合新的条件、环境、任务和使命来传承、继承、发展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确处理好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华文明必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焕发新的活力，展现新时代特有的风采。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我们需要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海纳百川。中国需要向世界展现中国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宣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发展总进程具有巨大贡献。

　　中国发展至今，完全可以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逐步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当今世界正在急剧变化，各种矛盾和冲突正在积累，从文明视野看，只有处理好不同文明间的关系，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人类文明才能共同繁荣。

　　刘健：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在我看来，不断深入发掘总结中国古代史学传统，进而扩展至文化传统、确定中华文化的核心话语体系最为重要。中华文化话语体系的阐释需要与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有效对接，其中比较有效的途径就是将中华文化的话语体系融入世界历史的研究中。积极开展比较研究十分必要。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推动了世界古代史学者积极思考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特征，进而开展比较研究。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开展他国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比较研究成为近年来国际学界关注的研究热点。国内学者可以依托这一研究热潮与趋势，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促进对外传播。

　　（本报记者孙美娟、张译心、班晓悦、刘越、陈雅静、刘远舰参与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