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张清俐)7月21—22日,“东夷文化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举行。会议旨在深化认识中华文明起源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东夷文化,深入阐释中华文明发展的突出特性。
东夷先民创造了具有独立体系、独特风格、文化影响力深远的东夷文化。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凤莲认为,东夷文化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代表性文化形态,其形成发展与融合演进是历史上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是学界较早建立和完善区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地区,凸显了东夷文化探索在实证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上的重要作用。
东夷文化的形成及其与夏、商、周文化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关系,是学界长期深化探索的研究领域,也是本次会议研讨的焦点。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从“夷夏”两字本义入手,推测“夷夏之辨主要是礼仪之辨”。而这一推测在生物考古与病理考古研究中得到验证。基于中原与海岱地区大量考古遗址的人骨样本分析,跪坐与蹲踞是夏与东夷人群行为模式表现出的主要差异。而随着商王朝在各地的征服,作为礼仪制度一部分的跪坐行为逐渐向周边地区传播,最晚于中商时期在海岱地区普及。
礼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特点之一。海岱地区的焦家遗址中发现的多重棺椁和随葬玉石陶礼器的制度化提供了我国礼制起源的早期系统性证据。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文胜看来,夏人从东方迁入中原奠定了“礼出东方”与“中原铸鼎”的第一次大融合,夏、商、周在礼制文化上表现出同源性和连续性,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多元与一统。考古学研究为这一命题提供了“形而下”物质层面的实证支撑。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常以东夷文化中的莒文化为例,分析了周代东夷文化特征。他认为,莒文化受周文化礼制的影响,融合形成了自己的地方特点,体现了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最后融合阶段的特征,其发展模式具有周代边缘区域和文化交界区文化融合的特点。
学界曾长期受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影响。对于这一判断,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杜勇提出,夏朝的夷夏关系单用东西对立是不能完全概括的,所谓夏朝统治包括夷人区域只有从夏朝多元一体的国家结构层面来理解,才能真正认清历史的本相。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里头夏文化研究院院长张立东在对夏、商、周关系的考证中认为,成汤在崛起灭夏过程中,吸纳了大批夷人。晚商时期商人对东方进行大规模攻略,但也因为攻略夷人而被周人所乘。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源认为,老一辈学者李学勤先生对金文史料的研究体现了科学的方法,值得古代文明研究者效仿。如结合古书与金文进行综合研究,将殷墟甲骨卜辞与西周金文相互联系,注重历史学研究,细致探讨人物、事件与制度等。此次与会学者即结合考古文物发现与文字文献考证,深刻揭示东夷文化起源、形成与演变的规律,及其在中华文明形成早期与中原等区域的文化互动融合趋势,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学理认识。
会议由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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