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明海英）8月25—26日，“新史料与近现代中外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

　　涉及近代早期中外关系史的文献非常丰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义雄表示，通过将新史料与常用文献互补、互证，并对重要史实、制度等进行考订，可以纠正以往的认知偏差。充分发掘新史料的研究价值，利用其提供的新信息，可以完善对相关史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通过新史料的研读，结合学术前沿进展，可以扩展研究视野，形成新的问题意识，并探索新的研究路径。他希望学者们深入思考如何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新史料进行辨析，在此基础上探究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的文献学基础问题。

　　近代以来，日本为了收集与中国相关的情报，在各地设置特务机关，针对中国各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调查。青岛大学外语学院特聘教授霍耀林表示，随着驻各地情报机构与情报人员的扩张，日本改革了驻中国的谍报组织，致力于培养日军的中国研究人员。此外，日军的中国研究员制度不同于其他谍报机构，成为一种特殊的侵略势力，在向日军提供情报、为日军的中国相关决策服务，以及搜捕、镇压抗日势力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霍耀林主要利用日方资料，辅以其他资料，考察日军中国研究员的设置情况及其情报活动，并与日本在中国设置的其他谍报机构进行对比讨论，分析日军中国研究员制度的特殊作用，以进一步拓宽近代中日关系史及日本侵华研究。

　　在掌控汉冶萍公司过程中，日方形成了大量关于该公司的文献。与会学者表示，这些文献不仅为国内研究汉冶萍公司历史的学者提供了新史料和新视角，而且为“通过他者认识自我”提供了新的方法。然而，国内学者在利用日本文献与研究成果开展汉冶萍公司史研究时，必须正确认识日本文献与成果的学术价值，准确把握其不足与问题，并掌握利用这些文献开展研究的基本方法。

　　会议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主办，《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