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苏舜钦，我们知道他是北宋人，以诗文称名于当世，与梅尧臣齐名，时称“苏梅”。好友欧阳修对他极为推重，称赞其诗“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南宋王辟之称他“有逸才，词气俊伟”，清代叶燮称他“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苏舜钦与宋代理学有关系。

　　宋代理学确立于北宋中期，开创者为“北宋五子”（程颐、程颢、张载、周敦颐、邵雍）。事实上，宋代理学的发微可以追溯到“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这种观点已被后世理学家所认可。苏舜钦与“三先生”处在同一时期，从目前发现的史料来看，他与“三先生”并无密切的来往，但其思想与三先生颇多相合之处，从中可以捕捉和发掘出宋代理学的一些重要因子。

　　自秦汉以来，受孔子“述而不作”的影响，学者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均以后人所作注疏为主，理论上的创新很少。自唐代中期开始，对注疏的质疑便陆陆续续地出现了。到了北宋初期，这种质疑声更是不绝于耳，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有些文人不满前人的注疏，大胆疑经，自立新解。例如，胡瑗著《洪范口义》，“俱驳正注疏，自抒心得……辞虽平近，深得圣人立训之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洪范口义》提要）；孙复“治《春秋》，著《尊王发微》，大得圣人之微旨”（王得臣《麈史》）；石介作《春秋说》，以明君臣之道，作《季札论》以明父子兄弟之道。

　　在这种疑传疑经思潮的影响下，苏舜钦也不满于一些注疏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于是独辟蹊径，提出了发微之见。他在《复辩》中，不认同晋代解《易》大家王弼的疏证，提出自己的阐释。他认为，“复也者，以一阳始生而得名焉。阳之始生，则有蘖育万物之意”，与胡瑗“复卦一阳之生潜于地中，虽未发见，然生物之心于此可得而见也”（《周易口义》）、朱熹“复，阳复生于下也”（《周易本义·复卦·彖辞》）之意如出一辙，而与王弼“寂然至无”（《周易注》）之说判然有别。儒学从训诂之学转向义理之学，对理学开创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苏舜钦的思想中，有好古、复古的倾向。他推崇上古之制，在《东京宝相禅院新建大悲殿记》中言：“在昔圣人，因人情而制礼也，是故宫室服用必有度，上下等杀各安其分限，而无流暴之患，此三代之所以为盛也。”他认为，古制规定了人伦上下等级，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长治久安。他又在《感兴·后寝藏衣冠》诗中，以古制作为依托，讽刺刘太后、宋仁宗崇侈越礼，不遵古制。

　　苏舜钦认为，三代礼制是维系朝纲、国家社稷的重要支撑，不可肆意破坏。这种复古的论调在“宋初三先生”那里也很明显，特别是石介。石介在《复古制》文中说：“圣人之作，皆有制也，非特救一时之乱，必将垂万代之法。”他认为，上古礼制为圣人所创，可为“万代法”，但是“后世不能由之，而又易之以非制，有不乱乎？”复古论在维护封建社会稳定上有一定的意义，可是发展到极致则带有了社会退化论的意味。但是，复古思想为后来的理学家所吸收，并加工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礼制，进而演变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可见，苏舜钦的复古思想与宋代理学有一定的关系。

　　在文道观上，苏舜钦有重道轻文的倾向。他在《上孙冲谏议书》中云：“昔者道之消，德生焉；德之薄，文生焉；文之弊，词生焉；词之削，诡辩生焉。辩之生也害词，词之生也害文，文之生也害道德。”他以“道”弊生“文”的逻辑，层层论证，推出了“文词害道”之说，开启了理学家“作文害道”之先声。而当其岳父杜衍称赞他的《含元赋》时，他以“谐言短韵，无补于世，不当置于齿牙间”（《上杜侍郎启》）作为回应，足见他对“文”的轻视。

　　“宋初三先生”在文道观上亦有重道轻文的意识。孙复强调“文者，道之用也”（《答张泂书》），石介认为“道德，文之本也”（《上蔡副枢书》）。这种文道观到了后世理学家那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程颐在《答朱长文书》中云：“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反害于道必矣。”他认为，圣贤之言以明理为主，后世文章只是为文造文，不仅于理有所欠缺，反而有害于“道”。

　　在这方面，朱熹的态度要比其他理学家通达一些，虽然提升了“文”的地位，但也没有达到文道并重的地步，“道”的地位仍然高高在上。朱熹明言：“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朱子语类·论文上》）可见，苏舜钦在文道观的根本问题上与理学家持同一论调。

　　苏舜钦表现出对心性义理的探求。他在《诣匦疏》中言：“夫治国如治家，治家者先修于己，修己者先正于心，心正则神明集而万物理也。”提出“正心”对个人、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他又在《送外弟王靖序》中道：“古之达者……皆坎壈埋废不自平，然后极心穷精，以入乎道术之渊……今贵人之胄，以缇纨肥味泽厥身，一无达者之困肆焉。自以为胜物也，习惰志覆，安久质变，不知诚性之日陷脱也。”达官贵人耽于享乐，诚性陷脱，心志废弛，与“道”背离了。

　　宋儒心性义理之学，周敦颐首发其端，其《通书》中云：“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对此，朱熹在《通书解》云：“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天所赋，物所受之正理也。”肯定了“诚”与天道、心性的统一。心性义理是宋代理学的重要范畴。苏舜钦虽然没有像程颐、朱熹那样构建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其思想中暗含着宋代理学的一些“种子”。

　　综上所论，在苏舜钦的思想中，有复古的腔调，有重道轻文的倾向，有对心性义理问题的探讨，这些思想都与宋代理学有着某种内在意义上的相通之处。所以，说苏舜钦与宋代理学有关系，并非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