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是一位才华横溢且极具个性的日本现代作家，在20世纪日本文学史上齐名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大家，代表作有《斜阳》《人间失格》《维扬之妻》《丑角之花》《二十世纪旗手》等。其名作《斜阳》创下了战后日本文学作品的畅销纪录，同时催发了大批文学拥趸和“斜阳族”一语的流行。《人间失格》更是现象级畅销书，“丧”到极致却被无数年轻人追捧。太宰治也是二战后日本“无赖派”文学的代表作家，其作品因契合战后日本国民共通的心理趋向，直至今日仍能引起极大反响。

　　太宰治也是“私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私小说”是产生于日本的一种近代小说的特殊形态。顾名思义，“私小说”最重要的样式特征便是第一人称主人公，有时虽然是第三人称，却是实质上的第一人称叙事。它强调如实描写自己的生活和经验，重视袒露心境，真实地复制现实中的作家“自我”——包括作家的精神体验。可见，“私小说”是日本作家群体自然探寻、主观选择，并最终实现的小说形式。

　　19世纪末，日本文坛受到法国以左拉等人为中心的自然主义文学影响，涌现出一批否定虚构想象、推崇求真写实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其中，田山花袋的短篇小说《棉被》被视为日本“私小说”之滥觞。这种将作者本人个体性自我的“真实”彻底地、无所忌惮地公诸于世的小说形式，打破了传统日本文学重视唯美主义与道德教训的常识，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及高度评价。从此，摒弃虚饰的文风，真切表达作家自我心境的“私小说”风靡文坛，并发展成为独具日本特色的文学。

　　文学评论家中村光夫称，几乎所有的日本现代作家都曾写过“私小说”。自田山花袋创作《棉被》以来，日本文坛涌现出众多出色的“私小说”作家、作品，如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和解》、三浦哲郎的《忍川》、葛西善藏的《湖畔手记》、嘉村矶多的《业苦》《途中》等佳作。其中翘楚非太宰治莫属，其文学的感受力和创造性可谓空前绝后。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在书写、勾勒绝对真实的内在自我或人性的特殊表现，每一部作品的表现技巧或方法、人物构置或感觉，都别出心裁没有雷同。作品的人物在精神气质上虽具有某种共性，但他追求的显然不是单纯的现实与表现的同一。

　　“私小说”有两大类别：调和型与破灭型。“调和型”作家面对作品表现的中心矛盾，总可以找到解决的出口。“破灭型”作家则在现实生活的困境或精神苦痛与危难之中陷入“自我”的沉沦。在日本“私小说”作家谱系中，太宰治被归类为“破灭型私小说”作家。此类作家的“破灭意识”仿佛与生俱来，根植于作家特有的、内在的“自我”精神基因，并在特殊的环境或人生境遇中磨砺得异常纯粹而绝对。太宰治正是那种天生的、原初性的、逆向性的、体现特定概念特性与本质性精神特质的“私小说”作家。

　　“私小说”的文学样式并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只是消极的表面化复述自己亲身经历的现实生活，它同样需要虚构、贴近社会及形式的创新。“私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样式，不如说是关联于某种特定精神气质的文体。作家可以亲近或拒斥某种特定的文学样式、类型或方法，却无法拒斥基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气质。著名文学评论家柄谷行人曾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提及“私小说”。他说：“重要的并非芥川龙之介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文学动向的敏感，也不在其有意识地创作那般‘私小说’，重要的是芥川把西欧的动向与日本‘私小说式的作品’结合在一起，使此类‘私小说式的作品’作为走向世界最前端的形式具有了意义。”

　　“私小说”形态迥异，但文体上却有相近相似之处。正因如此，虽历时百余年，关于“私小说”的定义仍处于莫衷一是的混沌状态中。也许一种更加模糊的说法反而接近于这一特定文学的本质。柄谷行人认为，“‘私小说’作家其实无法理解（芥川的）这种视角，（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那些‘私小说’作家的观念中，他们以为是在自然而然地描写‘自我’，与西欧作家的所为一致。实际上，芥川看到的并非‘自白’与‘虚构’，而是‘私小说’具有的‘装置形态’问题”。

　　柄谷行人的言说证明了“私小说”的基本定位，即并非论证“私小说”是什么，而仅感觉性地证明“私小说”在日本近现代文学乃至日本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与“私小说”基本无涉的芥川龙之介，竟然看到了所谓的“装置形态”。那么，太宰治正置身于这种“装置形态”，或真正活用了这种“装置形态”。鲁迅曾评价道：“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卑微而自由，他想要打破什么，却又没有方向。他的痛苦在于他用心看着漆黑的世界。”

　　太宰治于1947年创作的《斜阳》，被称作日本版《樱桃园》（契诃夫）。太宰治以主人公和子的第一人称视角与口吻，表现了战后贵族后裔的窘境，社会地位日趋衰微，荣华不再，唱出了一曲哀切的挽歌。二战日本战败后，整个国家处于美国占领军管制之下，在民主化改革的过程中，作为近代天皇制基石的华族制度被废除，从而让养尊处优的贵族阶层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这部小说的许多情节乃至人物，与太宰治的私人生活密切关联。例如，和子的原型正是太宰治的情人太田静子。和子与静子有许多共通点：出身名门、孩子早夭、离过一次婚等。小说中的日记、书信等，也与静子的手笔一致。在战后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太宰治描写了被时代潮流裹挟的主人公。和子与母亲虽为贵族，日子过得却不像贵族。小说家上原经济富裕，实际上却出身于乡村农家。战后的日本社会处在大转换或曰颠覆之中，一切都不顺畅。和子穷困潦倒，却强烈地希望保持贵族的尊严。上原衣食无忧，却丧失了艺术创作的热情。和子、母亲、弟弟直治和作家上原，四个人物体现了不同形式的“破灭”。正是在这种混乱或颠覆式的破灭中，太宰治准确刻画了特定时代特定人物的精神本质。

　　太宰治于1948年创作的《人间失格》，是一部更为“纯粹”的“私小说”作品，以近乎人生自画像的形式展现了太宰治的“自我”心境和颓废的一生。人间失格，即丧失为人的资格。该作由序言、三个手札、后记三部分组成，太宰治透过主人公大庭叶藏如笔记般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描写叶藏从少年、青年到中年是如何为了逃避现实而不断沉沦，一步步走向自我破灭、丧失为人资格的悲剧。

　　日本太宰治研究第一人、评论家奥野健男把《人间失格》称为太宰文学的集大成者或“太宰治的内在精神自传”，同时认为，“该作与传统‘私小说’不同的是，没有拘泥于所谓经验事实而是依据‘虚构’的方法，表现了更趋深层的原初体验”。太宰治巧妙地将自我投射到叶藏身上，将自己“可耻的一生”隐藏于叶藏的人生遭遇之中，借由叶藏自我否定的过程，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苦闷，以及渴望爱与被爱的情愫。太宰治凭借大庭叶藏手札中滞涩的行文表现其个人与时代的孤独感，他虽然个性孤傲却内心软弱，在无法与人群相合的情况下，只能以伪装、表演的形式博得他人的欢心，提出生而为人真切的痛苦问题。

　　《斜阳》与《人间失格》异常自然地契合了原发性的自我心性与战败后的日本社会文化心理。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处境乃至结局，皆与作者太宰治有着惊人的内在一致性。虽不能说经历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内在精神和心理上却是绝对契合的。在现实中，太宰治面对战后日本社会的萎靡，曾向世人宣告：“我是无赖派，反抗束缚”，以不作为的颓废堕落来抵制一统的价值观，由此表现出不妥协的精神。这世间有太多由陈旧习俗与腐朽观念编织而成的虚伪外衣，所谓“堕落”实际上是褪去一切虚伪的外衣，回归到真实的人的状态。太宰治的“私小说”作品的卓越之处正在于此。他看似懦弱，却敢于无情地解剖自己，也无情地解剖世人，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嬉笑怒骂与放荡不羁间，展现出人类发自内心的真诚、善良与爱。

　　对于太宰治这样的作家，三岛由纪夫一生厌恶极了，他曾说：“也许是因为他是一个故意把我想隐蔽的部分暴露出来的作家。”奥野健男的评价堪称经典且具有预言性：“无论喜欢还是讨厌太宰治，肯定还是否定他，太宰作品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宰笔下生动的描绘都会直逼读者的灵魂，让人无法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