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就在疫情后复工的第一天，我接到同事电话告知，冯鸿志先生已于5月29日去世，享年93岁。震惊和悲痛之余，不禁回想起我与冯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

　　冯先生一生经历丰富。学生时代曾参加过反美帝国主义反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北大学习朝鲜语。大学一毕业就被派往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工作，曾在金日成访华时为毛主席和周总理做过翻译。后来，冯先生从外交部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要从事朝鲜史方面的研究，退休后仍乐此不疲，为中国朝鲜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与冯先生相识于2008年底。冯先生受当时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史研究室负责人所托，帮忙物色一名朝鲜半岛研究方向的青年科研人员。当时，冯先生年已八旬，很少再参加圈内的学术活动，就将此事托付给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导师获悉此事，便将我推荐过来。来北京面试时，我第一次见到冯先生，惊讶他已耄耋之年，行动有些迟缓，耳朵也有点背，但思维还很清晰，言谈举止中流露出学者的儒雅和外交官的风度。因为涉及进京指标问题，我迟迟没有收到所里是否录用的通知，心里着急，便厚着脸皮给冯先生打电话询问情况。冯先生就借回所办事的时机，向所里询问进展。其实，我当时与冯先生也只是见过一面，他完全没有必要为我这个后生晚辈的事操心。

　　入职后，我分到的宿舍在潘家园，离冯先生的家不远。逢年过节，我就会骑自行车去看望他。每次去之前，我都提醒自己，冯先生年事已高，需要早点休息，待一会儿就走，但每次都聊到很晚。冯先生常向我讲起他以往的工作经历，向我打听学界的一些动态，也会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跟冯先生的每次深聊，都让我受益匪浅，如同阅读一部深厚的史书。

　　其中，最让我着迷的部分是他在朝鲜当外交官的经历。冯先生入朝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百万志愿军战士还停留在朝鲜。为了协调好志愿军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冯先生经常深入朝鲜百姓中，并学习他们的乡俗俚语。当时，中朝双方高层往来密切，冯先生经常作为翻译参加活动，成为一些重要历史场合的亲历者。用历史学的“行话”讲，冯先生的经历就是一部从下往上的社会史史料，也是一部从上往下的政治史史料。我曾建议冯先生将这段经历以回忆录或口述史的形式保存下来，但冯先生说：“我脑子里确实装着不少东西值得写，但要遵守外交纪律，组织没批准，我也不能在外面讲。”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国家向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老战士、老同志颁发奖章，表彰范围从1950年志愿军入朝作战到1958年志愿军撤离朝鲜。冯先生也在受表彰之列。冯先生的儿子跟我讲，当所里告知要把冯先生报上去时，老爷子比较淡然，但当接到奖章时，他的激动之情还是溢于言表。这就是冯先生的家国情怀，不是外形于色，而是内化于心。他没有将在朝鲜的工作挂在嘴边为自己邀功，也从不讲一些煽情明志的话。他把自己做过的事情看得很平淡，认为工作是本分，至于能否获得荣誉并不重要，真正让他激动的是他所经历的那段伟大历史。

　　冯先生的这种情怀也深深融入了他的学术生涯。有一次，我与冯先生谈论圈内某一位很火的学者。他突然问我：“他的政治立场怎么样？”同时告诫我：社科院的学者一定要讲政治立场，因为你处在这个位置上，你的观点并不仅代表你自己，外国人可能会把你的个人言论当作官方立场。

　　冯先生曾做过中国朝鲜史学会副会长，但他去世的消息似乎没有在学术圈内引起多大关注，人们或许早已淡忘了这位隐身低调多年的老会长。冯先生也不是那种多产的学者，既没有等身的论文，也没有传世的专著。如果用成果论英雄的话，冯先生算不上是著名学者，但他对学术研究始终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忱和敬畏。

　　记得有一次，冯先生看到一位后辈学者的论文，对其中一个朝鲜史名词的中文意译产生疑义，便查阅资料。他不会用电脑，便手写了三四页信纸的“商榷”短文，托我在参加学会年会时，当面交给这位学者。文章虽然短小，但足以看出冯先生深厚的朝鲜语功底，也很符合历史学偏爱“细节考证”的口味。而且这位学者在学界也是颇有名气，以治学严谨、成果丰硕著称。如果将该文加以扩展发表，既能“刷论文”，也能“博眼球”，而冯先生只是单纯为了交流探讨。如果没有对朝鲜史的热爱，是不会有这份执着的；如果没有对学术的敬畏，也不会有这样严谨的态度。

　　冯先生对年轻人总是不吝帮助。如果他手中掌握或碰到某些资料图书，就会主动提供给所内相关领域的年轻学者使用。冯先生对我更是提携有加。我刚入职没多久，冯先生就督促我学好韩语，还主动提出，如果我有写好的论文可以拿给他看看，在学术和政治上给予指导和把关。在冯先生的督促下，我参加了一个韩语学习班。有时会借着看冯先生的机会，拿出韩语书向先生请教。可惜没多久，冯先生便生了一场大病，做了一次心脏手术。我也不好意思再去叨扰。我成家以后，就搬离了市区，再加上家事和工作缠身，去冯先生家走动的次数少了。其实，让我更愧疚的是，自己没有听冯先生的话，将韩语学习坚持下来，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成果拿出手，实在羞于见冯先生。

　　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冯先生就是一部鲜活的中国朝鲜史研究的史学史。历史学往往只看重“死的历史”，而忽视“活的历史”。当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不在了，历史学者才出来翻箱倒柜找资料，以求“还原历史的真相”，称之为“实证研究”。其实只是基于文字记录做叙述，没有可证伪性。最终，历史学也有可能变成“话语的艺术”，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这时，人们就会感叹，如果亲历者和见证者在世该是多么好的实证史料！

　　除了实证，历史还有规范的作用，能够规范人的身份。冯先生的历史塑造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为国赴命，为学术献身，都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热爱，不计名利。韦伯说：现代化就是理性化。我们现在会理性地计算，做什么题目更容易在学术上出成果，干什么活儿更有利于在单位崭露头角。不容否认，现代化大大提高了效率和产出，推动着历史的发展，但也冲淡着那种老一辈的质朴情怀——对学术的乐趣、对单位的温情、对国家的奉献。

　　我已两三年没见冯先生，本想在此轮疫情过去后就去看望他。没想到疫情拖延不决让我错过了见先生最后一面，悲痛、懊悔、遗憾之情无以言表，撰写此文以示怀念，也是向老一辈不变的情怀表达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