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本《唐兰论文集》于2018年8月出版，可谓嘉惠士林之大事，尤其是关于语言文字研究及唐兰其人研究，更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近日翻阅论文集第一册，发现一处文字及相关标点有明显错误与不妥，觉得有必要指出说明，祈望能对读者和日后修订重版时有所助益。

　　该书目录“一九二三”第十二条及正文中的标题皆为“谈经拟枝乘七发”，这一标题出现了两处错误、一处不妥。所谓两处错误，一是“枝乘”乃“枚乘”之误；二是“七发”乃枚乘散体大赋之代表作品，依照该书体例，宜于其上标加书名号。一处不妥是，“谈经”乃该文之主标题，“拟枚乘《七发》”实为唐兰写作本文所采取的思路和方法。正常情况下，它们之间应是以正副标题或变换字形字号等方式加以区别，而由于前两处的错误，导致了此一处的不妥。目录及正文标题皆为黑体字，之所以会出现此等错误和不妥，或与整理者不明相关文学史实有关。

　　枚乘（？—前140），西汉著名辞赋家。淮阴（今属江苏）人。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刘濞因其子在长安与太子（景帝）博，“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由是积怨，谋为叛乱。枚乘反复上书劝谏，鞭辟入里，吴王不纳。枚乘遂去吴归梁，从梁孝王游。景帝即位二年（前155），御史大夫晁错为定制度，上《削藩策》，提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景帝采纳，并于次年冬，下诏削夺吴、楚等王之封地，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同姓诸侯王（其余为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极为不满。他们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联兵反叛，故称“七王之乱”，或“七国之乱”。景帝不得已，斩杀晁错，以期事态有所回转。枚乘亦再次劝说吴王勿为叛乱，刘濞仍固执己见。因七王战略失当，被汉王朝联手梁国而平定，刘濞亦死于乱军之中。

　　由此，枚乘声名鹊起，被景帝诏拜为弘农都尉。枚乘久客诸侯，为上宾，与豪俊游，不乐为郡吏，遂以病去职，复从梁王游。时梁王客皆善辞赋，而以枚乘之才最高。梁孝王卒，枚乘归淮阴。汉武帝即位，素闻枚乘高名，以安车蒲轮征召其入京。惜其年老多病，卒于道中。《汉书》卷五一有传。

　　《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九篇，今存三篇。除《七发》外，另有《柳赋》见于《西京杂记》，《梁王菟园赋》见于《古文苑》。后人于此二赋真伪多有疑问。《隋书·经籍志》谓梁朝存《枚乘集》二卷，今亡。其辞赋、散文之存者，清人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枚乘辞赋以《七发》最为著名。关于其取名“七发”之意指，说法不同。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云：“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李善《文选》注则曰：“《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犹《楚词·七谏》之流。”后一观点多为人们所认可。至于为何是说七事而不是说八事或六事，俞樾《文体通释叙》曾辨析说：“古人之词，少则曰一，多则曰九，半则曰五，小半曰三，大半曰七。是以枚乘《七发》，至七而止，屈原《九歌》，至九而终。不然，《七发》何以不六，《九歌》何以不八乎？若欲举其实，则《管子》有《七臣》《七主》篇，可以释七。”范文澜先生认为其说“名七之故，甚是”。

　　《七发》一文，假设楚太子病重，吴客往问，推测其病因，盖长处深宫、迷恋奢华之生活及沉溺女色等所致，故用七事来启发太子。先陈说以音乐、饮食、车马、游观之乐，皆不能引起太子的兴趣。再说以田猎、观涛，仅稍稍引起太子的兴趣，但止于略有起色而已。最后说要向太子推荐方术之士论述精辟的道理，太子听后，出了一身汗，霍然病愈。旨在说明，享乐腐朽的生活方式乃贵族子弟以至整个贵族集团致病的根源，听取“要言妙道”才是消灭思想毒菌最终得以根治的最好方法。全文体制宏大，义脉贯通，跌宕起伏，变幻多姿，几乎具备了汉大赋的所有特色，开辟了汉大赋的发展道路。

　　《七发》问世后，模仿者络绎不绝。有人统计，唐以前模仿《七发》的作者不下四十余家。昭明太子编《文选》专设“七”类。除枚乘《七发》外，又收录曹植《七启》、张协《七命》。

　　唐兰先生是以模拟枚乘《七发》的形式来“谈经”的。文中借“唐子”与“客”之对话，对《易》《春秋》及其三传、《乐》《礼》《书》《诗》《孝经》《尔雅》等儒家经典之奥义功用进行阐述。目的在于告诫唐子“行则庸而学则通，谨其行而勉于学”，“综合旧新，使道长存”。唐子亦欣然表态曰：“大哉！客言，当今之时，六艺存亡之责，天其鉴临，其在仆身。如云臻斯世于大同，请以待后世圣人。”显然，该文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明唐兰先生继承和弘扬国学的理想和抱负的。

　　该文原刊载于《无锡国学专修馆文集甲编》第四册，时间标注为1923年，其实乃文集刊印之时间，当时唐兰大概刚从无锡国学专修馆毕业。据唐文治先生为《无锡国学专修馆文集甲编》所作的《序》文可知，唐兰《谈经——拟枚乘〈七发〉》一文或当作于其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学习的第二年，即1922年。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