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抗战——鲁迅先生抗战文选》（团结出版社2022年9月版）重温了鲁迅先生近百年前写下的抗日作品，对于今天理解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伟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鲁迅的抗战”这个选题，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由于长期把抗战起始点定为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而鲁迅逝世于1936年，因此学术界、文化宣传领域对于鲁迅的抗战关注不够、认识模糊。编选者特意将鲁迅的抗战专题文章结集成书，体现了及时捕捉当下文化思潮热点问题的眼光，有助于推进鲁迅抗战文学研究。

　　鲁迅最早的抗战文章是《藤野先生》，而他反对日本侵略的行动，却是在此文发表20多年前的日俄战争期间。《藤野先生》写于1926年，文中将怀念恩师之情、在日本遭受异族歧视的屈辱感，以及由此激发的强烈的反抗决心表达得淋漓尽致。

　　鲁迅留日同学沈瓞民的回忆文章《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记录了鲁迅留学期间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野心的警惕。文章中提到，1904年，沙皇俄国和日本为了争夺在华利益，在中国东北——我们的土地上发动战争，当时一些中国的留日学生反对俄国，同情日本，甚至当年蔡元培创办的《俄事警闻》，也是袒日抑俄。沈瓞民回国前，鲁迅对他和陈衡恪讲，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而且日本和我国邻近，若沙俄失败，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必然遭受灾殃。鲁迅托沈瓞民向蔡元培转达三点意见：持论不可袒护日本；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要劝国人对国际时事认真研究。沈瓞民回国后，将鲁迅写有这个意见的信转交给蔡元培。《俄事警闻》采纳了鲁迅的意见，持论有所转变。求学时代的鲁迅，就认清了日本和沙俄都是侵略中国的真相，而且认为将来日本的危害更甚。沈瓞民说，当时具有这样的卓见是令人钦佩的。鲁迅的意见引起同学陈衡恪的共鸣，陈衡恪受鲁迅的鼓励，也写了六封信，其中一封给他父亲陈三立先生，主要指出日本包藏祸心，也由沈瓞民回国分投。

　　鲁迅在反对日本侵略的同时，也反省我们自己的精神痼疾，主张向敌人学习。这也是鲁迅多遭非议的一点。有人认为，鲁迅批判当时的中国政治腐败，就是讲中国的坏话；承认日本优长值得我们学习，尤其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就是替日本说话。事实上，这正是因为鲁迅爱国，也是为了更好的抗战。

　　譬如，日本人增田涉曾回忆说，鲁迅在一次与日本友人见面的宴席上，“不断地说中国不好，于是白莲女士（日本人）就问鲁迅先生说，您认为生在中国是不幸吗？鲁迅先生回答说，不！我感到生在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好。我至今记得，鲁迅先生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都湿润了。我感到在这句话里看到了鲁迅先生真正的面貌，至今还不能忘记的巨大感动”。（增田涉《我的恩师鲁迅先生》）

　　又如，鲁迅在一篇文章中，比较了中国人的马虎和日本人的认真。文中举例，当年上海临时组织抗日活动，只不过喊口号、做宣言，做了旗帜，做了标志徽章，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有的人把这些东西带回家随手一放，就忘了这事，连徽章、旗子放在家里都不记得了。但是，后来日本人却按照名单搜捕抗日者，搜到家里的徽章等物证，人就被杀害了。因为在日本人看来，这些徽章、旗子是宣传抗日的，保存藏有就证明有抗日决心，就一定有抗日行动。鲁迅批判了中国人的精神病根，改变国民精神有利于民族解放，这是他一贯的思想。鲁迅希望我们向敌人学习，目的是自我革新，从而自我强大，最终目的是消灭敌人。这是鲁迅抗日文章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鲁迅与日本进步的、革命的文化界联系很深，他用一己之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增强了日本国内反战的力量，产生了极大影响，这是从敌国做国际统一战线工作。胡风的《鲁迅先生》一文曾说：当时中国“虽然有成千成万的留学过日本的文化人，其中有成百的是在日本发迹了的学者和作家，但在日本人民和进步文化阶层里面引起了对中国人民的巨大同情的，鲁迅是唯一的一个”。鲁迅用日文在日本发表文章，像《我要骗人》一文就平静地表明中国人不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和信心。当然，他毫不掩饰中国处境艰难，也不回避自己处境的局促和危险，被认为是“代表了在压迫和侵略下面困苦万状的广大中国人民的真正英雄主义的声音”。

　　还见到过一个资料，当日本人翻译鲁迅作品集时，曾征求他的意见，他尊重编选者的意愿，只有《藤野先生》这篇他特别提出希望选入。一般认为，这是鲁迅为表达对藤野先生的感激，这当然是重要的一面。但同样重要的是，借此文向日本表达他作为一个弱国子民，在日本求学期间受到日本同学欺凌，给他带来的屈辱感，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反抗之强烈、坚韧与深沉。青年鲁迅因此弃医从文，决定用文艺改变同胞的精神！他希望此文能被日本读者看到，是表达对藤野先生的感怀，也未必不是向日本人宣示中国人奋起的决心。

　　《鲁迅的抗战》所选文章的起点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终点是1936年鲁迅去世。将这五年中鲁迅有关抗战的文章辑录选编，就是以原初的历史文献的样貌，将鲁迅的战斗姿态真实凸显出来，帮助读者在短时间集中全面地了解鲁迅对抗战的精辟论述、鲜明的反侵略立场和坚决态度。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东岳论丛》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