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有文化站这么一个机构，是在四十年前我所在的区举办的一次文化座谈会上。因为发表过几首小诗，竟被通知去开会，这已经让我感到惊异，在会上我又见到了几个爱好写作的人，更感到欢喜。会上介绍了每个人的情况，也让我们谈了各自的创作计划。这其中就介绍到某人是乡文化站干事。我多少有些吃惊：怎么乡上还有文化站？是不是因为这个乡是在山区，地广人稀，需要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组织文化活动，丰富当地人的文化生活，从而以更大的热情投入生产？站里会不会订购一些书刊？我就这么“瞎想”着。开会的时间只有一天，其间也只是在区政府的大锅灶上吃了一顿不错的饭，然后就散了。我不记得是否和那个干事打招呼说希望有机会去拜访，反正分别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偶尔想起来，还会有些惦记，仍然有去探望的念头，但久而久之也就淡忘了。

 

　　后来，我读到本县的“文化志”，其中就有“区、乡文化站”的条目。原来早在1952年，县里就有好几个区、乡先后办起文化站，后来有撤有建，名称从“文化分馆”改为“文化站”。在我知道有这么个机构前后，即1980年至1982年，我县龙眠、中义、吕亭、蔡店、高桥、新安等六乡，先后办起了乡办公助文化站，每站一人，其中五人经考试合格转为国家公务员。1983年，大关、州普两乡根据国家下达指标，各办起一个大集体性质的文化站，经费列入县地方财政。1984年至1985年，全县又有37个乡办起了文化站，人员、经费、活动场所，均由各乡自行解决。文化站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群众开展看书学习和小型多样的文化宣传、娱乐活动。这倒符合我对它的印象。

 

　　我在家乡的时候还是一名学生，与文化站的接触还是蜻蜓点水式的。印象比较深的是范岗区的文化站，因为距离我家比较近，不过五里地而已。它就设在国道进入范岗镇的路口即汽车站隔壁，正好是在岗子的最高处。其“领地”除了一两间供办公兼住宿用的屋子外，也就是汽车站的候车室和外面的橱窗了。橱窗里时常贴有照片，如果记忆无误的话，候车室里也举办过摄影展、书法展。

 

　　到了上高中抑或大学时，我还真的走进过这个文化站里，与其中的一名工作人员——李文老师有了一些交往。从候车室隔壁的弄堂走进去，跨过一个天井式的小院，方进入他的工作间，那里因光线不好而显得有些幽静、阴暗。记忆里，我去找他，大约是找他照相。他是一位很有名的摄影家，他的摄影作品《入画图》曾获得过香港陈复礼摄影艺术奖金奖，轰动一时。他的获奖作品表现的正是一位老农民在摄影展上把头凑近一幅图画的场景，反映的是新时期的农民也开始欣赏艺术、欣赏美，立意和拍摄的角度都令人称赞。他给我拍的照片，不仅被用在了大学毕业证书上，还用于《当代大学生诗选》等书的作者简介里。我再去找他，则是应他之约，给当年的《诗歌报》即将发表他的一幅摄影作品配诗。他拿出照片给我讲解了一番，我回去后按自己的感受写了一两首诗，但那时的笔力无疑是孱弱的，后来没有用上，也在情理之中。

 

　　此后的三十余年里，我与李文老师联系颇多。他于我，可谓“亦师亦友”，这也可以说是我与文化站接触最大的收获。直到前不久，他还和我闲聊起在文化站的一些经历和感受。据他介绍，当年范岗文化站站长是胡一智，此人很有事业心，尤其注重培养基层的文艺爱好者，对李文本人更是注意培养并经常鼓励，所以李文也很敬重他。他们在工作上配合默契。

 

　　有一年到了年根岁末，胡站长计划在春节前将文化站橱窗更换一组当地的美丽风光和新闻照片，便把任务交给了李文。李文二话不说立即行动起来，一阵忙碌，收工时已经到了除夕的黄昏，天上又飘飘洒洒地下起了大雪。他的家远在几十里外的山区，他一想与其这样跌跌撞撞地奔回家，到家得半夜了，不如索性就在站里过年。这也算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后来，李文老师调到了县委宣传部工作至退休，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相机。前两年，还在市里举办了个人摄影展，出版了摄影画集。在我眼里，他就是从文化站走出来的摄影名家。

 

　　读高中时，我参加过一次县文化局组织的文艺座谈会，见到了区文化站的好几位工作人员。其中一位老者，胖胖的身躯，颇有一些儒雅风度，经介绍得知是我所在区的文化站站长，而那个文化站就在我就读中学的山脚下。我跟他攀谈了几句，他邀请我去站上看看。我知道他是一位剧作家，创作有小戏曲发表在《安徽文艺》上，又有作品《送行》参加省会演，由电台录音，并获得创作、演出奖。有一天，他托人捎话让我去找他，我们只简单地聊了聊。不过我对坐落在国道边的这座四合院颇有好感，都是红砖房，院内还砌有花坛，办公室也是窗明几净，对于这么好的创作环境，我当时颇为羡慕。后来，听说他调到了县文化馆工作。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家乡一所高中任教。所在地是一个小镇，当地区政府也设在那里。我一待三年，与镇上的许多人基本相识，其中就有文化站的老崔。他是我一位同事在老家就认识的朋友，他们往来频繁，偶尔我的同事去看他，也会带上我。他俩常常一起打牌、钓鱼，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很快乐，一副闲云野鹤的模样。这位同事除了教课，还一直在准备考研，后来考取了他一直想上的海事学院。就我所知，老崔负责管理镇上的文化个体户以及文物的保护收集等。他家住在小镇主街一侧，庭院深幽，门前有水泥凉亭，上面爬满了藤蔓，一片葱茏翠绿，炎夏也凉意沁人。可惜我这人放不开，枉担了诗人的名分，如果稍微潇洒、浪漫一些，与老崔多打些交道，大家常在一起斗酒、聚谈，定当对地方人文掌故知道得更多，而且在我离开那里时，也可能会像李白那样，于酒酣耳热之际赋诗一首吟“留别”之类的，那该多么惬意啊！

 

　　我的父亲到了晚年，可能对教书生涯有些倦意，曾经跟母亲开玩笑说：“我不想再教下去了，你儿子不是认识文化馆、文化局的好多人吗，让他想想办法，让我转行到文化站去吧。”我听到这话，心想：虽然我未必能办到，但也算是个好主意，因为写写画画是父亲的特长，不管怎样，总比在小学教毕业班、当校长压力要小一些。可是，父亲后来并没有再提这事，几年后便溘然长逝。

 

　　（作者单位：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