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已然四十余年，不管是在高校当教师，还是在杂志社做编辑，抑或在文学院搞写作，我始终坚守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这块“土地”上，自知建树菲薄，但有一点还是可以自慰的，就是在风云变幻、世俗如潮的时间长河中，守住了学术的良知、评论的底线，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而这种坚守，与《文学评论》对我有形、无形的影响，连续不断的“鞭策”，有直接的关系。

　　一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山西大学中文系读书。那时的学生年龄大、经历广，与老师之间既是师生关系，又像父子、兄弟。学生到老师家里请教、聊天、借书是家常便饭，可谓其乐融融。我们开设有“文学概论”课、写作课。讲授写作课的是李西成老师，他曾在1949年前创办的《益世报》《文汇报》做过编辑、记者，有丰富的写作经验，性格随和而健谈。我是写作课课代表，与李老师的交往比较多。

　　有一次，我在李老师的书柜里，看到“占据”多半层、排列整齐的一溜刊物。他打开书柜让我自己翻阅，我抽出几本，正是《文学评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份期刊，封面简洁、纯正，内容丰富、厚重。李老师在一旁说，这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期刊，1957年创刊时叫《文学研究》，1959年改名《文学评论》，1966年停刊。这是全国文学研究的权威期刊，涵盖文学理论、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各个领域。发表文章的大多是著名学者，在上面发表文章很难。我一边翻阅刊物，一边听李老师介绍。他看我入迷的样子，说：“你要喜欢，拿几本去看吧，看完再来换取。”

　　于是，我每次借二三本，看完即还，再续借。就这样，我用几个月时间，浏览了李老师书柜里珍藏的大约十年的《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当时，我们虽然开设“文学概论”课，但内容简单、有局限，对于理解《文学评论》这样专业、高深的刊物，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但我凭着一种热情、钻研的精神，还是“蚂蚁啃骨头”般选读了其中的百十篇文章。

　　“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两个栏目的文章，是我格外感兴趣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文章，譬如卜林扉（林非）《鲁迅小说的人物创作——学习鲁迅短篇小说札记》、潘旭澜《谈李准的小说》、何其芳等《笔谈〈林海雪原〉、〈苦菜花〉、〈红日〉》、张立云《英雄的时代，时代的英雄——〈欧阳海之歌〉的创作成就》等；文学理论文章，譬如蔡仪《再论现实主义问题》、以群《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唐弢《关于题材》、韦呐《略述关于典型人物的几个问题》、郭预衡《〈文心雕龙〉评论作家的几个特点》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评论，伴随着时代、文学发展一路前行，虽走过一些弯路，但在思想内容上努力发掘、提出重大的文学问题，在学术追求上坚持求真、务实、严谨的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和敬重的。我自知幼稚、浅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成为我遥远而美丽的梦想。

　　1978年，《文学评论》复刊，我从山西大学的小书亭喜悦地买到了第1期，定价0.37元，从此期期不落，还有很多同学也是每期必买。80年代之后，水涨船高，定价节节攀升，但我一直把它当作订阅杂志的首选。

　　二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社会风云激荡、文学艰难转型的时期。1986年秋天，我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高级进修班”的学习。文学所的领导、学者以及《文学评论》的编辑，大多是进修班的授课老师，此外还聘请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方面的专家讲课。全国活跃的文学态势，专家学者开放的思想观念，激荡着青年学员的心灵。此时，我已认定了自己的文学评论志向，在《山西大学学报》《名作欣赏》《批评家》《小说导报》《当代文坛》等报刊发表过二十多篇评论文章，内容集中在当代作家作品评论和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上。

　　1987年1月8日，我专程拜访了《文学评论》当代文学编辑室的彭韵倩老师。早在1982年，我和山西大学中文系的高捷老师等合著了《赵树理传》，彭老师阅读了黄修己的《赵树理评传》，写了《读〈赵树理评传〉》，发表在《文学评论》上，其中论及我们的传记，并给予好评。彭老师是南方人，和蔼、干练，因了有此前的文字之交，见面就感觉亲切、放松。她询问了我读书、写作的情况，以及进修学员的动态。我向她谈了自己对文学的一些想法、认知，特别谈到我想写一篇评王安忆“三恋”（即《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的文章。她鼓励我把评“三恋”的文章写出来，说这是一篇难度较大的评论。

　　告别彭老师后，我沉浸在兴奋中。彭老师的真诚、和蔼，显示出学术的境界和风采。回到山西，我认真写出了评王安忆“三恋”的文章《生命的河流》，寄给彭老师。但不久收到回信，说“三恋”在文坛上有争议，批评声音较多，我的文章还不够成熟。我深深感受到《文学评论》的持重、严谨，自己在学术上的稚嫩、浅薄，还达不到它的高度。随后，我把文章转寄给天津的《文学自由谈》发表。

　　1990年秋天，我用心写出《“屏蔽”后的重建——池莉中篇小说解析》，惴惴地寄给彭韵倩老师，没过多久收到她的回信，说稿子已审阅，明年可发出，并指出了文章的优点和不足。文章在《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发表，放在“作家作品评论小辑”首篇。这是我在权威评论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实现了大学时期的文学“梦想”。这篇文章用学术的标准衡量，自然还有距离，但它蕴含了一种新意和锐气，可谓我青年时期的代表作。也许彭老师正是从扶植青年的意义上推出了它。丁帆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文学评论》还有一个值得许多学术刊物敬重和学习的优良传统，就是他们为了培养青年批评家队伍，肯花大力气。”（《为我引路的良师益友——我与〈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2期）我在彭老师身上感受到了她对后学的关爱、引导和扶助。

　　三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二十多年间里，我经历了《文学评论》的三位编辑：彭韵倩老师、杨世伟老师、董之林老师。在他们的帮助、提携下，我在《文学评论》发表了六篇文章，倘若加上在《文学评论丛刊》（《文学评论》编辑部与南京大学中文系合办）发表的三篇文章，有九篇之多。我给《文学评论》投稿很郑重，并不多，但大多数都被采用了。作者与刊物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作者与编辑的关系。我同这三位编辑老师并无什么来往，有的甚至未曾谋面，只是一种文字关系，是志同道合的君子之交，但他们却给予我那么多鞭策、提携。他们代表的是学术刊物的一种境界与职责。

　　1996年夏天，山西作协召开全省文学理论与批评会议，邀请了杨世伟老师。杨老师既当编辑也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是一个真诚、朴实、严谨的人，他在会上讲了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我们就这样相识了。当年秋天，我写了一篇评乡村小说作家刘玉堂的文章《民间的魅力与生命》寄给杨老师。不到两个月，杨老师就回复长信，说：“刘玉堂是我们早已注意到的作家，在写农村的作家中是比较有特色、有成就的……您的来稿正合时宜。您文章的视角——民间文化，是好的；论述也准确，准备刊用。”接着，又详细谈了几处“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如对鲁迅“启蒙批判”思想的阐释需要更简练、准确一些，对民间文化的论述要跟作家作品的分析贴合得更紧密一点，并嘱咐要在当年10月底前修改好寄回。这些意见既中肯又专业。文章在1997年第1期发表。这是一次顺利而愉快的投稿经历，杨老师对我的文章倾注了心血。1997年底，我完成了关于90年代乡村小说创作的课题，全文16000字，又寄给杨世伟老师，他很快回复说：稿子将尽快发表。他又作了一些删改，这就是《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发表的《90年代乡村小说综论》。文章被《新华文摘》等多种书刊转载，在学术界有一定反响，也开启了我“中国当代乡村小说研究”的方向。

　　董之林是我经历的第三位编辑老师。她有文学博士学位，在《文学评论》当编辑，也做当代小说研究，是我的同龄人。我曾读过她的多篇文章，在思想观念上颇有共鸣。2005年10月，有感于90年代之后短篇小说的种种变化，我写了长文《消沉中的坚守与新变——1989年以来的短篇小说》，有18000字，寄给董老师。她给作者写信，但更愿意与作者直接通话。她在电话中谈了对文章的感受、意见，说文章基本成熟、不用大改，作些删节、打磨即可。她还谈到对山西文学以及几位批评家的印象，快人快语、委婉而准确。她的声音清澈、知性，我们像朋友一样聊得开心。过了不久，她把代表作《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寄赠，我通读全书，收获匪浅，成为我研究当代文学的重要参考书。

　　从这篇90年代短篇小说综论开始，我的短篇小说研究逐渐扩展，向前一年一年跟踪、撰写年度述评，向后一段一段延伸，直至2015年终于完成一部六十余万字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荐，进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并由该社出版，获得多项奖项。我深知，没有董老师的引导、鼓励，这个课题是不可能形成并完成的。之后，经由董老师之手，还发表了《高晓声小说论》《马烽、赵树理比较论》两篇文章。

　　大约在2009年，我给董老师寄上一篇《林斤澜创作综论》，第二年她给我打电话说：“你的稿子早已编好，等着有机会安排。但现在积稿太多了，你的稿子迟迟不能发出，实在不好意思。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与南京大学中文系合办《文学评论丛刊》，我推荐到那儿可以吗？”她说得诚恳，我连忙答：“可以可以。”她又说：“我明年要退休了，咱们保持联系……”我突然一愣，董老师与我同龄，她明年退休，我也要退休了。至今还未见董老师一面。脑子里像飘过一只风筝。

　　我曾在山西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不久辗转调到山西作协当编辑、搞写作。我力图走一条感性与理性交融的学术路子。在作协，作家的写作没有硬性的任务与考核，全靠自觉自励，这跟高校那种严格的科研考核规则下，老师们想方设法发论文迥然不同。我始终觉得自己游离在学术“边缘”，但在这种自由、宽松的环境和氛围中，我之所以能有一点学术建树，矢志笃行，是《文学评论》和编辑老师们给了我目标、定力和力量。

　　2020年，我写成一篇《论李健吾的小说创作》，想投给《文学评论》，现在变成网上投稿了，需要在电脑上进行一系列操作，就像面对一部庞大而冷漠的机器，用了两三天时间终于操作成功，但等了三个多月时间，等来一句审稿意见：“大作已审阅，不拟采用。”心里突然觉得很失落。好在当下文学评论期刊甚多，我的写作没有功利之虑，学术的天地依然广阔。

　　（作者单位：山西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