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去安徽省桐城市，会看到当地有一条古风犹存的小巷，旁边的石碑上刻着“六尺巷”三个字。2007年4月，六尺巷被列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成为象征中华民族谦让美德的实物标志，背后凝聚着“无讼”思想的智慧，是推进当下诉源治理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资源。
清康熙年间，这里发生了一起争夺地界的诉讼案件。原告叶秀才（有的文献记载这位秀才姓吴），被告张英。张英是当朝“宰相”，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明清两朝虽然废除了宰相职位，但大学士却是皇帝手下最大的官，级别为正一品，在人们心目中相当于过去的宰相。案件起因于张家要盖房子，因地界紧靠叶家，便沿着叶家墙根砌起了围墙。叶秀才提出要在两家中间留出一条通道以便出入，张家却认为，自家的地契上写明“至叶姓墙为界”，按地契砌墙是自己的合法权利，也就坚持不让。眼看张家直接把墙给砌上了，叶秀才很生气，就一纸诉状告到了桐城县衙。张家见状，立即写了封信，派仆人送往正在京城办公的张英，信中内容无外乎请他这位一品大员给地方政府打招呼。张英接到家书，挥笔写了一首诗作为回信：
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诗中意思表明，张英对这场官司的态度是退让。主人有吩咐，家人自然照办，便去告知叶秀才，说自家准备拆掉围墙，后退三尺重修。叶秀才以为是戏弄他，根本不相信这是真话，直到看了张英的亲笔诗，才感叹地说：“宰相肚里好撑船。”第二天，张家果然动手拆墙，后退了三尺。叶秀才莫不感动，也把自家的墙拆掉，后退三尺。这样，两家之间就形成了一条百来米长、六尺宽的巷子，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六尺巷”。于是，一件斤斤计较的法律争讼烟消云散，一桩和睦谦让的美德佳话代代流传。
法律视角的解读
依照今天的法学知识，六尺巷的争议属于“相邻权纠纷”。根据当时的律令规定和案件情况，受理此案的县衙大概率会梳理出如下三个应对策略：上策等待转机，看当事人双方能否自行和解；中策诉内调解，劝解双方各让一步，既不得罪宰相，也不得罪秀才，摆平就是水平；下策依法判决，如何判决呢？则有两种办法。
第一，判张家胜诉合法但不合理。张家的地界有地契为据，上面载明：“至叶姓墙为界”，因此张家紧靠叶家墙修围墙，是合法行为。当时立地契要向官府交税，官府要盖红印，叫“输钱印契”，所以地契又叫“红契”，具有法律效力。据此判张家胜诉，坚持的是依法办事原则。然而，邻居之间留出过往通道是最朴素的道理，再大的法律也无法改变和破坏这个道理。
第二，判叶家胜诉合理但不合算。两家比邻修房，中间留一条通道，既方便别人，也方便自己，是善良风俗的体现。张家紧靠叶家修墙，不留过往通道，违背了这一风俗。根据公序良俗原则，判张家败诉、叶家胜诉也是可以的。然而张家贵为宰相，而叶家穷为秀才，双方势力悬殊。因为一个小小的判决而“得罪于巨室”，恐怕会有潜在的风险。
对当时桐城县令具体如何办理该案，《桐城县志》以及其他相关史料没有记载。但从整个案情发展来看，张家把信送到了北京，张英的回信也被带回了桐城，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小农时代，其间应该耗去不少时间。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却没看到桐城县官有何动作，说明他在等待。可能令他都没想到的是，张英身为一品高官，却选择了不去打这一场有把握的法律之战。
一百多年前，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写了一本法学名著——《为权利而斗争》，至今还深深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法律人，形成在利益面前绝不言退的观念。用这种观念来衡量，张英的选择简直难以理解：难道是法律意识低下？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文化深处的追问
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人形成了“无讼”的法律观念。无讼观念最早来源于易经。《周易》“讼卦第六”说：“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意思是人在遇到纠纷时，最好能忍辱负重，用温和的调解方式来进行化解，如果非要涉讼不可，尽量保持平和的心态，做到“中”，也就是不偏不倚、不温不火，还算是吉兆；如果追求过度，非要把官司打到底，或者像耶林说的那样“为权利而斗争”，就会变成凶兆。这种“无讼”的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中从三方面得到了发展。
一是思想上加以弘扬。《易经》中将打官司视为不吉利之事，这样的观念，在孔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扬。《论语·颜渊》：“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听”为审理之义，西周有“五声听狱讼”的审判方式。孔子的意思是，审理民事财产案件，我和别人差不多，但我的追求是让人们不要为财产争议来打官司。对这种不推崇诉讼的思想，各级衙门往往采用多种方式大力宣传，如贴告示、张榜文等。有的还用门联来劝民息讼，其中清代山西平遥县衙的大门楹联最具知名度：
莫寻仇莫负气莫听教唆到此地，费心费力费钱，就胜人，终累己；
要酌理要揆情要度时世作这官，不勤不清不慎，易造孽，难欺天。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古人无不把无讼当作是一种人生态度。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经筵讲义》的一句话，集中反映了这种民族性格。他说：“一家不争便是家齐，一国不争便是国治，天下多不争便是天下平。”这种不争的性格，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谦让，即使在今天也能看到这种文化遗产。比如中国人在接受别人礼物时，总是会反复推让。而这种不争的性格，落实到法律生活中，就形成了不喜欢打官司的观念。
二是制度上加以完善。国家提倡无讼，是不是对民事纠纷就不管了呢？非也。古代社会将田宅、户婚、债务等一切小事，叫作“民间细故”，要求先进行调解处理。实在调解不成，再到官府来告状。为了提高调解的成功率，国家在制度上进行了相应的完善。一方面，民间调解可以采用强制手段。如在明朝初期，各地各乡设立“申明亭”，由本乡人众推荐公直老人在申明亭负责纠纷调解工作，并报官府备案。“凡民间应有词讼，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调解时可用竹篦责打蛮不讲理的当事人，增强调处的威慑力；通过调解，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记入“和簿”，不得反悔，调解结论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将调解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朱元璋在“教民榜文”中曾规定，不经调解而直接到官府告状的叫“越诉”，当事人要打六十大板，“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里甲老人量断”。只有先经调解而没有解决问题的案件，才能告到官府。
三是司法中加以引导。对诉至官府的案件，办案官吏多用调解之法解决，培养民众的无讼意识。明朝赵豫任松江太守，“患民俗多讼”，对当地民众喜欢打官司的状况非常担忧；凡遇有人来告状，往往耐心劝说道：“明天来嘛明天来。”周围的人都笑他迂腐，传出“松江太守明日来”的民谣。殊不知有些为鸡毛蒜皮的纠纷就来打官司的人，常常是赌一口气。等他回家过了一夜，气就消了大半；或者被亲友劝阻，第二天就不来了。赵豫作为一方司法官员，对人性和心理的了解是很透彻的，所以用“明日来”的策略来化解诉讼。据史料记载，赵豫在松江做太守十五年，当地政通人和、百姓拥护。由此看来，赵豫独创的“明日来”断案法并非一无是处。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不可能事事称心。一旦遇到什么挫折纠纷，不妨也来它个明天再说，防止冲动。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
